七十年前的一个大会

周文骞

七十年前的1951年，同朝鲜战场上军事斗争并行的，还有外交战线的斗争。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多次攻击新中国，其中一个内容是说美国教会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而今中国忘恩负义，把这些都忘记了。对此中央除了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厉谴责艾奇逊的无耻谰言外，还要求各地教会学校行动起来，彻底揭露外国教会在华办学的本质。这项工作在上海由市委直接领导。

3月中旬的一天，团市委学生工作部宗教科科长施家溥通知我，在陕西南路团市委所在地召开教会学校的代表会议，我是作为沪江大学的代表参加的。会上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局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溱传达了市委领导的指示，要求各教会学校做好三项工作：一是要求各校迅速组织建立起在党领导下的班子，掌握教会势力撤出的学校；二是开展反美爱国思想教育活动，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三是召开一次全市教会学校反美爱国大会，并在全市进行大游行。姚溱还提出要建立上海教会学校反美爱国联合会，具体推进上述三项任务，并指定由我担任主席，因为我是上海学联中唯一代表教会学校的副主席。同时还指定震旦大学医学院一位毕业班的学生和清心女中一位高三女学生同我组成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同各校联络，开好这次大会。

会议后，我即刻向沪江大学党支部汇报。在华东高教部策划下成立校务委员会，常委人选确定五人，主任由有教会背景的文学院院长余日宣担任，一是他在教会中属于中间温和的一派；二是美国教会留下了一笔相当大的经费，希望他能及时取出动用。校委会副主任由著名历史学家、进步人士蔡尚思担任，他以后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教师代表是刚毕业留校的政治系学生胡景钟，后曾任复旦大学校办主任、哲学系主任。学生代表由我这个三年级生担任，当时我是校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华东高教部还派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靳以担任常委并兼学校教务长。这样五常委中进步教授与地下党成员就占了绝对优势。校委会成员中也大多是进步人士，如生物系的副教授黄文几、中文系的副教授徐中玉等。

学生自治会文娱部的几位干部十分卖力，不仅训练了一支腰鼓队，同时还训练了一支洋鼓队。腰鼓正由老区传入上海之际，很容易买到，价钱也不贵；洋鼓队是稀缺品种，价格也很高，只能到处去借，在鼓未借到前，先请学校音乐系的老师训练。参加的人每人面前放一块砖头作鼓，以一双毛竹筷子当作鼓槌，就这样短时期内训练出两支鼓队。音乐系中有的学生会吹洋喇叭，也参加了游行队伍。

3月底的一个晚上，施家溥和我进入市委办公大楼。常委会的秘书要我们等着，里面正在开着会，他拿出一张格子稿纸，说汇报要简洁，内容不得超过五百字。我就在长条桌子上写了起来，完成后从七点钟等到十点钟，才让我一个人进到常委会议室。会议室坐着七八个人，有秘书长徐平羽、宣传部长夏衍，还有主持会议的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刘长胜说：开始吧！我就按准备好的稿纸，边念边说很快就结束了。常委提问中只有夏衍问了一些简单问题。总共十分钟左右，刘长胜就宣布此项议程到此为止。走出会议室时，一颗紧张的心才放了下来。

上海的春天乍晴乍雨，开大会的时间由姚溱通过上海气象台的咨询才确定下来。1951年4月上旬的一天，阳光明媚，既无冷风又无雨，各路人马从所在区出发，浩浩荡荡奔赴人民广场。沪江大学因校址偏远，是最后一个到达的队伍。各个队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好不风光。主席台上放了八面大红旗作背景，一边是国旗，一边是党旗。舞台上不设主席台，只是台中央放了一个麦克风；前端顶上挂了一条横幅，上书“上海教会学校反美国誓师大会”。大会开始由姚溱讲话，我作主持。姚溱不用讲稿，连续不断讲了四十分钟，言简意赅，铿锵有力，十分精彩。讲话结束后，领喊口号者上台，这是一位相貌堂堂的年青人，他用标准的普通话、雄壮的气势领喊。姚溱告诉我这位青年是从话剧团请来的。“坚决支持抗美正义行动！”“打倒美帝国主义！”“坚决反对艾奇逊无耻谰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响彻云霄。大会在口号声中胜利结束。参加大会的队伍依次绕人民广场一周，然后分别回到各区的原出发点。这次行动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上海教会学校学生反美爱国的决心。

时隔不久，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市高等学校中推开，随着全国各教会学校先后进入撤销、合并阶段，从此外国教会在华办学的历史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