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一体化不是一样化

本报记者 吴健

“你们看东京奥运会吗？”这些天，俄罗斯《专家》周刊记者绍尔·马梅季亚罗夫放出“探空气球”，“但我更关注另一场技术奥运会，竞赛选手和奥运会一样，只不过奖牌大项从田径换成集成电路和5G通信，从游泳换成生物医药，从射击换成新能源汽车，奖品从金牌变成未来……”马梅季亚罗夫说中国是自己最看好的“选手”，“我喜欢将中国科技创新同竞技运动比较，和奥运赛场一样，中国正在所有项目上发光。”

沪苏浙皖正携手打造的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无疑是这一赛场上夺目的“种子选手”。

共享

你做过的我不必再做

马梅季亚罗夫是“中国通”，也是“长三角迷”。他留意到上个月中国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关于科创的表述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意味着那里会优先布局国家重大科创平台、重大科技项目、战略性科学计划等，“显然，中国希望这片仅占国土面积1/26却缔造近1/4地区生产总值的‘黄金地带’，未来以高技术代表‘含金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

“划重点”的是，今天，城市为科创所提供的“集聚”与“服务”效应日益凸显，因为城市集中的资源、知识、企业、机构、服务等要素，对企业至关重要。同时，城市间协同又对创新驱动、成果转化起着“力量倍增器”的效果。城镇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领先的长三角，无疑会“先声夺人”。

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硬核”是三省一市各有特色，各扬所长。上海综合优势强，尤其“国家队”多，生物医药、材料、基础研究科学等领域是强项；江苏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集聚，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有声有色，能提供大量复合型应用人才，企业围绕产业的应用技术开发活跃，这在南京工业制造、扬州化工提炼、苏州引进技术加工表现得淋漓尽致；浙江民营科技、中小企业势头迅猛，科技优势集中于民营经济主体，意味着市场敏锐度高，成果转化快；安徽正从“制造业大省”迈向“制造业强省”，配套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处于升级换代阶段，对新技术、新成果有旺盛的吸纳、消化和再创新能力。

如今，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依托，长三角共同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长三角城市间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合作愈发紧密。特别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长三角加强应急科技攻关，加快解决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卡脖子”问题，“捷径”便是将三省一市丰富的科研资源共享，你做过的课题我不必再做，把一些工程联合起来上，从大局出发，通过协调推进科创资源和平台共建共用共享。

6月初揭牌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更是“一体化”和“高质量”代表，服务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科教资源、产业资源、开放资源，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长三角产业发展提供源头技术供给，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孵化、培育和发展提供创新服务，从而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战略节点、高质量发展重大动力源，引领长三角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培育发展新动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机遇

走向国内的全球化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过程，资源拉动、投资拉动、创新拉动是必经的三个阶段，聚焦长三角，投资拉动依然偏重，技术进步对经济贡献率与国外发达地区相比存在差距，也反映了迈入创新拉动阶段是要付出艰辛努力的。

前英国科学大臣戴维·塞恩斯伯里所著的《机遇之窗》里，总结了各国四种常用创新战略：让市场来决定；支持相关生产要素（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供应；支持关键行业和技术；选择具体的公司/技术/产品。其中，普遍成功的模式是政府做第二、三件事，但避免做最后一件事，那要留给银行或风险投资。实际上，政府可以而且必须支持重大科研项目、发展基础研究，并推动一些前景广的行业和技术，至于更具战略意义的事情，则是改善营商环境，用改革的办法破除创新瓶颈。

就当前长三角正在推进的政府职能改革，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有过这样精辟的评价——“走向国内的全球化”，“全球化通常被定义为商品、服务、观念、劳动力和投资跨越国界流动，但许多国家内部缺少一体化经济关系，也就无法通过对内开放来获得高质量收益，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可喜的改变，其逻辑与全球化是一致的。”“过去，长三角某港口与新加坡或美国加州贸易关系可能强过与国内许多地方，但随着中国推进长三角等区域协调发展，这种国内一体化正让成本降低，资源有效调配，消除价格差异，使不同文化和语言区能够交流观念，这些对内开放实际具有全球化的经济特征，而障碍的减少则显著提升了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参与全球化的信心”。

近年来，三省一市加大安商稳商和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尤其上海主动作为，打造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集群，浦东新区打造“店小二”服务理念的2.0版，对重点企业设立“一对一”服务专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在各方面集体努力下，长三角已形成投资集聚效应，初创企业、民营企业、跨国企业纷纷在此建厂和设立办公室，而围绕它的上下游供应商也会同步聚集，因为一家公司的员工是另一家公司的客户，正如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调查的那样，集聚给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带来巨大利益，反过来又导致整个供应链向那里转移，因为企业希望将办公地点设在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附近。

长三角营商环境工作做得越好，就越能推动创新资源的集聚，越能经得起外部的风浪，因为决定一家公司去留的，不光是简单的劳动力成本差异问题，还是市场吸引力、制造业知识集中度、供应链稳定性等多重因素的竞争。就像在南京工作的西班牙地球科学专家胡安·卡洛斯·古铁雷斯所描述的：“（中国）这个（技术）巨人已经觉醒，这里的所有人想让自己的国家在世界科学领域获得更高的地位。”

突围

科研集群化打破封锁

记者曾到浙江某县采访，当地是中国刃量具业重要集聚地，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提供堪比“工业牙齿”的终端部件。美欧日企业将其纳入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给予一定技术转移，当该县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外企“集体围堵”——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

这样的故事，在长三角不胜枚举，背后是在外国创新和技术对中国企业影响较大的情况下，造成了中国产业创新最大困境——低端锁定。一位企业家告诉记者，要突破“低端锁定”，“内生动力不足”是致命伤，“我们不是没想过自主创新，但大量昂贵的专用科研仪器设备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弄的，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有不合理之处，令大量创新成果没能市场化。结果是，我们习惯了‘路径依赖’，靠合资实现产品与市场扩张，哪怕还有一丁点利润，就不愿转变增长方式”。他举例说，外界对“中试”很陌生，可这是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工厂的咽喉，国外新产品在“小试”“中试”的研发投入比例是1∶10，国内是1∶1，“中试”的不足，导致大量研究成果不能市场化，只能束之高阁。

从趋势看，长三角科创共同体的“突围之道”，就是要使科研的高端集群化、市场化，嵌入产业集群中，实现科技成果市场化，大量“育苗”，并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产业集群打破封锁，主动拥抱高端，大量“造林”，这种双向“互动”必将有力提升长三角创新能力。

今年5月，三省一市成立了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链联盟，推动高端要素集聚和资源协同合作，6月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透露，收录沪上各高校生物医药相关项目、技术、平台、仪器设备等信息的长三角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信息平台已初步建成，未来将进一步覆盖整个长三角。

权威资料显示，长三角汇聚约8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光生物医药百强企业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与之呼应的是，三省一市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上，集聚重大科学装置22个、科学仪器35546台（套）、总价值超过431亿元，为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三省一市企业和科研单位提供共享服务，平台还与多地共建服务站点，并开展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试点，鼓励本地企业向长三角区域内服务机构购买专业服务，让长三角的企业科技创新和产学研更加紧密，在推进合作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上也是前所未有。

江苏一家制药企业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以往他们的药品希望出口欧盟，但对方在药品杂质检测方面要求颇高，企业却没钱购买专业检测设备，但有了共享网，药品检测只要一封电子邮件加一份快递，就能委托检测，从送样到拿到结果，不过一周时间。而在上海张江，一家国内著名的抗体药物生产公司，经共享网建议，与有关企业实现高端设备在长三角联合采购，成本分担。

全面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依托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构建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优先布局国家重大科创平台、重大科技项目、战略性科学计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等。

支持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建设，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在量子技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

率先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探索“揭榜挂帅”等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应急科技攻关，加快解决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卡脖子”问题。

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和平台共建共用共享。

建立长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协作机制。

聚焦集成电路、物联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超导技术、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科研机构联合共建区域性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加快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