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规蹈距去体会他人内心的风暴

◆项静

到2020年，我在城市生活的年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村生活的时长，乡村和乡土写作也不再是备受关注的题材。我经常问自己还能写什么？记忆也越来越空疏，但我所经历过的那个乡土生活本身一定有其扎实的部分，仍然有人在那里生存繁衍，跟它一起经历转型和变迁。我想用一种绵密的语法去表现那里的生活——物质、人情、心灵与农耕社会的日常，看似沉默之处的暗流，人们潜在的精神空间。

我的大家族里面，每一代都是女性比男性有性格和出息，比如我的四位姑奶奶，她们高寿、健谈。其中，二姑奶奶最为突出，她跟我的一位堂爷爷见面经常有说不完的话，谈古说今，战争，生死离别，每一个认识的人被他们仔细地咀嚼着讲述着，有了一种精神的意味。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乡村之外，我更想书写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人活着的那种无形物，一个更难被捕捉的对象。由此，我写了这个空间中身份比较特殊的人，比如赤脚医生、老人、牺牲的老兵、电影放映员、乡村教师，那些离开者，我想写的是他们坚韧的生命。比如《壮游》中的老太太，她的守候和活着中葆有一种壮志，会感染和治愈沮丧的生命；《清歌》是乡村社会内部的爱与怨，是细微的情感角力，也是那个让人迷恋的人情社会；《三友记》中的三位乡村医生，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秘密与暗夜，他们靠着内心的简单、坚定泅渡无数暗夜。

《清歌》最初的立意是故乡人物系列，随着书写的进行，特殊的地域、乡土、农村等概念好像已经不再有边界的作用，人的精神和生存总是会溢出人为的边界。而且对于村庄文学修辞中的寓言、苦难等，我采取了回避的方式，并不是假装看不到这个方面，而是过往的文学已经书写了太多，没有必要刻意再去添一笔，哪个地方的普通人不是在自持自守呢。我只想写那些记忆中非常有光彩的人物和他们奋力生活的痕迹、形状。我尝试去讲述一个狭小空间里生命之间的精神传递，有一个偶像就像一盏灯在前面，后来者潜移默化地被偶像的光芒所吸引，哪怕拍电影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也在孤注一掷地坚持着。那个最初的光芒发出者，那种充满光芒的日子是值得记忆和书写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内敛的，他们在内心默默含蕴着这种美。比如《宇宙人》的结尾是我老早就想好的，来自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神奇的贝贝》，少年贝贝有生来带电灯的神奇功能，他不想做宇宙人，祈求变成一个普通人；作为观众的我却一直渴慕着宇宙人，小说集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曾经或者一直是我的宇宙人。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不愿意再去拜访的偶像，宁愿他们留存在记忆中的高光时刻。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开篇很有感情地写过一段话，“我喜欢他，希望他也同样喜欢我。可是我也知道，要保持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必须不再见他；不消说，我的确再也没有见过他。在西班牙，人们总是这么萍水相逢。”我明白那种感觉。

我是从评论写作者转换路径变成小说写作者的。我愿意选择一种最普通的方式，循规蹈矩去体会他人内心的风暴。小说集中有抑制不住的抒情和评价，重复最多的是“傅村人”，他们是一个未名的群体，有时候是批评它的，它见风使舵，现实势力；有时候它又温情脉脉……风吹过来他们的消息，是我心里的歌。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清歌就是它表面的意义，不是浓烈的歌声，不是引吭高歌，只是轻轻哼唱一下，愿你听到这首歌。 （本文为小说集《清歌》后记编选，山东画报出版社，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