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 方为得所

黄源深

宽严相济，是教师应有的为师之道。对待学生其人，要温良敦厚，循循善诱，让人如沐春风；对待他们的学业，则严格要求，绝不迁就。概括起来，也就是待人宽，治业严。宽严相济，方为得所。

大凡名师，多为“宽严相济”的典范。

著名外语教育家许国璋先生，像慈父一般爱护学生。当年，住房由学校统一派发，却因“僧多粥少”，不够分配，少数年轻教师——他原先的学生，无房可住。许先生硬是拖着老迈的躯体，四处奔走，替他们说情，希望学校尽可能挖潜，解决困难。那情景着实令人感动。他还慷慨解囊，资助经济拮据的学生，甚至不惜动用好不容易积攒起来，当年显得特别金贵的外币帮衬留洋的学子。但在业务上，他对学生出奇地严格，容不得半点马虎，常把人批评得脸红。

名师陆谷孙先生对待学生十分宽厚，总是悉心引导，想方设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时是奖励回答出色的学生一块巧克力；有时是把自己刚出版的著作送给表现极佳的弟子；有时是和颜悦色地启发。不管哪一种，都起到激励学生、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和许先生一样，经济上他也没少资助困难学生，对待他们视同己出。但在学业上，他要求非常严格，批评、挑剔，毫不留情，学生的作文常被改得满纸飘红，连个标点也不放过。

悉尼大学校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留学时的导师克拉默教授，治业极严厉，有学生哭哭啼啼求情，她绝不因此心软而降格以求。但得知我们七个中国留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须奉命回国、等不到参加全校四百多人的集体毕业典礼、感到不无遗憾时，她在校董事会上力排众议，促成校方同意专为我们7个人举行毕业典礼，一切仪式照常。悉尼大学一百多年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典礼当晚，她掏钱在唐人街最好的华人饭店设宴，庆祝我们毕业，师生欢聚一堂，直到午夜才散去。导师如此厚待学生，令我们永远铭记。

由此看来，名师治学，多为宽严相济，且中外皆然。

教师在学业上对学生严格，说到底是对学生负责，使他们养成认真治学的习惯，获取更多的知识，一般都会受到欢迎。即使暂时不理解教师的好意，多少有些抵触，甚至心存怨怼的个别人，现在虽不领会老师的一片苦心，但走上工作岗位后，是会有所感悟的，因为正是当年老师的严格要求，才使自己如今在业务上少犯错误。有句在教师间流传很广的名言：“宁可让学生现在骂我（因为严格），也不要让他们将来骂我（因为当年太放松，造成后来犯大错）。”既富哲理，也是对教师的警示。

坚持待人宽厚，治业严格的教师，更受学生尊敬，师生关系融洽。师生相处得好，反过来又会促进教学，形成一种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教师把上述做法颠倒了，变成了“为人不宽厚，治业很放松”。

在学业上，或许出于私心，他们有意降低对学生的要求，浅化试题，轻易送分，明明不合格，也都让通过；或者把不应得高分的打成高分，以此讨好学生，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利益交换”，使更多人选自己的课，或在“评教评学”时替自己说好话。结果既坑了学生，也害了教师自己。学业上要求不严，学生会松松垮垮，不用功夫，得过且过，最后很难学到东西。对教师来说，在这样的语境下，往往会吃老本、混日子，不通过认真备课及时“充电”，吸收新的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到头来势必会沦落为毫无长进的“老油条”，迟早会被学生所鄙弃。

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少数老师却很不宽厚，到了不合情理的地步。为显示自己的“权威”，始终端着架子，高高在上，对学生颐指气使，呼来唤去；或利用手中权力，设置种种障碍刁难学生，明明简单不过的事，故意弄得很复杂，不让人轻易办成功，或干脆办不成。当事人苦不堪言，却只能“哑巴吃黄连”，闷在心里头。现实中，这种行为还会引发两种类似后果：一是学生忍气吞声，当面不说，背后发泄，导致师生失和；二是个性倔强的学生咽不下这口气，横竖横当众顶撞，以致爆发正面冲突，一时无法收场，后果可想而知。

师生不和，各种矛盾随之而起。个别学生怨而生恨，有意挑刺，无端告状，教师不买账，却有苦难言，领导束手无策，最后受损害的是教学。

在师生关系上，我觉得还是“待人宽，治业严”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