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

邵毅平

帕勃洛·伊比埃塔被捕了，法西斯要他交代拉蒙·格里斯躲在哪里。他不想当叛徒，当然拒绝交代。他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早上执行。但第二天一早，别人都被枪毙了，他却被留了下来。法西斯仍不死心，还是要他交代格里斯的下落，并承诺可以一命换一命。经历了昨夜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的恐惧，任何事物对他来说都已不再具有重要性。他对友谊、爱情和生存的企求，在黎明前都已经同时消亡了。他已不再爱任何人。别人的生命并不比他的生命价值更高，任何生命在这种时候都是没有价值的。但他仍然拒绝交代，宁愿去死，也不会出卖格里斯。他当然知道格里斯藏身何处：就藏在他表兄弟家里，离城四公里。但他知道，自己绝不会透露格里斯的藏身处。他觉得这样有点可笑，因为这是顽固。“难道就应该顽固？”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劲油然而生。他对法西斯说：“我知道他在哪里。他藏在公墓里。在一个墓穴或掘墓人的小屋里。”他这是想捉弄他们一下。

然而，由于“偶然性”的神奇作用，事情却向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抓到了格里斯。”“什么时候？”“今天早晨。他自己干了蠢事。星期二他离开了表兄弟家，因为他已经听到一点风声。他可以藏身的人家还有的是，但是他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他说：‘本来我可以藏到伊比埃塔那里去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捕了，我就藏到公墓去算了。’”“公墓？”“是啊，真蠢。显然，他们今天早晨去过那里，这本来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他们在掘墓人的小屋里抓到了他。他先向他们开了枪，他们就把他打死了。”

这就是萨特的小说《墙》（1939）的结尾，一个萨特式存在主义的结尾，一个证明“偶然性”决定一切的结尾。

上溯四个多世纪，明代文人祝允明的笔记《野记》（1511）里，也记载了一个“偶然性”决定人物命运的真实案例：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有庖人侍其处，咸谓其窃之何疑，告捕系狱，拷掠不堪，竟诬伏。索其赃，无以为对。迫之，漫云在坛前某地。如言觅之，不获。又系之，将毙焉。俄真盗以瓶系金丝粥（鬻）于市，市人疑之，执于官，乃卫士也。乃云：“既窃之，遽无以藏，遂瘗之坛前，只捩取系耳。”官与俱去，发地得之，乃密比庖所指处，相去数寸而已。或前发土微广，则庖人齑粉矣！讯狱亦诚难哉！

此事之最惊心动魄处，在于庖人乱指的地方，恰好是盗贼埋赃之处，万一正好挖到了赃物，将铁定铸成一个冤案；万幸的是略微差了一点，庖人才躲过了没顶之灾。也就是说，此案例与《墙》的结尾高度相似，是“偶然性”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而与《墙》微殊的只有一点：一样的随便乱指，一样的弄假成真（或差点弄假成真），人物命运将正好相反。

此事应为祝允明当时实事，其得出的教训比较实用，也就是“讯狱亦诚难哉”，而并未追问在人的命运中，“偶然性”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立场，决定了在祝允明的笔下，这样一件惊心动魄之事，只能是一个普通的案例，而不会成为深刻的寓言。

而同样的“偶然性”，在萨特的笔下，成了其小说的灵魂，说明存在主义的道具，且因其探索之深入用力，而使该小说成了一篇杰作。这里面当然有时代、国度、文化的因素，但文人个人才华的差异也不容忽视。谁能从别人止步的地方出发，看到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谁就能打造出一个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