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大观园”内外的女性众生相

书名：《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 作者：游鉴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世纪上半叶，媒体和公众如何看待女性的独身或不婚现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台湾，年轻男女曾热烈讨论过哪些话题？女性如何获得家政知识？近日，台湾学者游鉴明的著作《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的简体字版在祖国大陆发行，让读者透过现代媒体这个“摩登大观园”，品读半个多世纪前活跃过的女性群体和热议过的性别话题。

媒体对女性永远的好奇

“20世纪中国女性开始抛头露面后，人们对她们的行为举止充满好奇。”媒体掌握了人们的这种猎奇心态，于是，不同的女性类型和女性议题在公共论域中被不断报道、消费、讨论。

游鉴明女士在本书中呈现的正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与媒体的碰撞，她从繁复的报章杂志中挖掘出新颖独特的女性话题。全书的五个议题可以归入两个单元：在第一单元“媒体论述中的女性”中，独身女性、女球员、外省人与台湾女性相遇后激发的讨论纷纷登场；第二单元“媒体、知识建构与女性”则分析了《妇女杂志》和《丰年》这两本刊物如何打造以女性为主的家政知识与家庭生活。

形形色色的女性和丰富多元的性别议题出现在20世纪的报刊中，使人有走进一处“摩登大观园”之感。游鉴明提及，“摩登大观园”这一书名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建议，而她在细细品味之下，也觉得用《红楼梦》中各式各样女性荟萃一堂的“大观园”来比喻可以观看到各类女性的近代媒体，颇为恰当和新颖。

游鉴明深耕于性别史研究领域三十余年，现实关怀与史学研究常常有交涉和互动。譬如在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媒体对独身女性的讨论时，她常会想到现在的人们如何看待单身女性：当前追求单身不婚的男女比比皆是，在中国台湾甚至被冠以“单身贵族”的雅号。而在过去，受优生学的影响，人们往往反对女性独身，会采用各种思想、言论劝导女性结婚，不婚女性还被讽刺为“老处女”。

女性在吸引了报刊的关注之后就不曾从媒体离场，当被问及当下媒体与女性的“相遇”呈现出哪些样态和趋势时，游鉴明说道：“媒体永远对女性是好奇的，即使是在21世纪。”据她介绍，中国台湾目前的女性话题非常多元，并且随着时事而变化。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观众与媒体的焦点都是女运动员，连过往对体育竞赛并不关注的游鉴明本人都屡屡沉浸在女运动员的精彩表现中。在新冠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女护理师和孕妇接种疫苗与否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此外还有意外事件、影视女性的八卦新闻等等。并且，每个年龄层次也各有想要阅读的信息，媒体的女性报导不一而足，满足着大众的不同口味。

“今日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游鉴明说道，“当代媒体形塑的女性形象，或许在将来都会成为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

前网络时代的家政知识传播

在一般人眼中，家政或许是每个女性都必须懂得的工作，有关经验和知识也往往在女性亲友之间口耳相传。但“家政学”在欧美国家和日本被视为专门学问，近代女子教育传入中国后，“家政”更成为女学生的必修课之一。《妇女杂志》和《丰年》正是两本在不同时期、面向不同预设受众的家政知识普及刊物。

《妇女杂志》发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目标受众以女学生和女教师为主。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所以杂志上有关食、衣、住的家政知识，都十分注重科学观念的传播。或许正是因为科学“挂帅”，《妇女杂志》中的许多观念在现在读来也不觉“过时”，反而还有“超前”之感。游鉴明在书中介绍：“目前我们所具备的卫生常识，在这时期已深受论者注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向来合桌共食，受西方影响，当时《妇女杂志》上已有人提倡公箸法和分食制。

但《妇女杂志》过度强调科学学理，似乎也造成了一些实用层面的局限，使人产生“近代家政太沉重”之感慨：原本科学化、经济化的家政知识可以让女性减轻家务，但为了认识相关科学知识，女性反而花费更多时间去处理家政。反观如今的网络时代，各个平台上五花八门的“科普”文章与视频，似乎也往往造成女性进行家务时的困惑与负担，仿佛也成为一种穿越百年的共性。

《丰年》是面向农村家庭普及家政知识的刊物，针对1950到1970年代还没有现代化设备的家庭生活，旨在向农村女性灌输科学与现代化的家政知识。为了吸引识字不多且工作忙碌、经济条件有限的农民，刊物经常举办各种赠奖活动，包括“画图猜谜测验”“新年猜字赠奖”等等，奖项相当丰厚。除此之外，发行方还利用岁末年终赠送日历、手册等礼物，比如非常实用的《丰年手册》，既有丰富的农业常识和实用的图表数据，又有可以自由记事的空白纸张，还可以夹放身份证和钱币，深受读者喜爱。

为激发农民的阅读兴趣，《丰年》刊物上往往有插画和漫画穿插在各个版面之中，致力于图文并茂地传达各种农业知识或信息。

媒体之外的个人际遇

除了综合采用多种报刊媒体上的材料撰写女性历史，游鉴明同时也是口述历史领域的专家。她访问过的张王铭心是一个有个性却很随和的女性。在湖北地区，未婚女性通常绑两条辫子，已婚女性则梳发髻。而在1938年，张王铭心就读师范学校时，曾剪短发，成为同学中的“流行人物”。张王铭心并不认为自己是新女性，不过，她对于婚姻的看法却很新颖，和要好的同学都抱独身主义。据她自述，她决心不结婚，是因为发现自己周遭的女性亲戚婚后不停地生孩子，似乎“女性活着就是为了生娃娃”。因此家人一逼她结婚，她就以“去当尼姑”来抗议，后来家人便不再勉强她。

然而，战争时期的逃难经验却让她放弃了独身：挤火车时，车内、车顶上都挤满了人，许多妇女是被丈夫抱起来丢上了火车，她这才发现结婚还是有好处的。加之和她一样抱独身主义的女同学都先后结婚了，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她改变了心意。她的结婚对象来自山东，是东北大学的毕业生。1945年，在父母同意下，他们在重庆结婚。张王铭心女士关于独身与否的选择，刻下了时代的印记以及个人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

游鉴明的母亲是杭州人，因此在她的观察和访问中，也有一部分内容可以与报刊上“当外省人遇到台湾女性”所引发的话题互为参照。抗战结束后，游母与原籍台湾宜兰的丈夫一起回到台湾，游母与他们雇佣的台湾女佣感情非常好，等到游母学会了闽南话后，她们无话不谈，并且终生维系了这份友谊。在游鉴明看来，此类来自外省的女性与台湾女佣和睦相处的案例非常普遍。 见习记者 陶胡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