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108位上海师范生奔赴西藏……
进藏48周年同学座谈会合影
吕熊麟（右一）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列确（左一）合影
一九八二年，叶静（右二）与青年教师家访
1970年6月，徐筑春与丈夫、女儿在拉萨实验小学
1962年8月14日，上海各大报纸刊发消息，报道本市各师范院校、体育学校、音乐学校一批应届毕业生，将于当天和次日“兴高采烈奔赴新疆和西藏”，参加当地“文教建设事业”。
在200多位远行者中，有108位前往西藏。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60年一甲子，当初进藏时铿锵的誓言，在他们人生的长河里并未随着时间飘散，至今仍然掷地有声。
◆记者 郭爽
从青春到白发
60年回望“来时路”
西藏自获得和平解放至今，已走过71个春夏秋冬。当地教育，经历过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1960年后，拉萨中学发展成为西藏第一所完全中学，同时大部分地、县有了第一所公办小学。
人才是一切的基础，那么教师从哪里来？1962年，上海全市师范院校应届毕业生在自愿报名、家长同意的基础上，按照“优中选优”的标准由组织遴选。这支由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中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幼儿师范学校等专业师范院校毕业的优秀师范生组成的青年队伍，是上海贡献给百废待兴的西藏的一份珍贵礼物。
上海第六师范学校毕业的徐文达当年听了支援边疆文教建设的报告后，当即和同学8人就一起报了名。学校给他们3天假，再三叮嘱：“你要仔细考虑清楚，而且必须征得父母同意。”父亲赞同儿子的选择，母亲起初一再反对，可她知道无法改变儿子的决定，便悄悄流着泪替儿子赶制起御寒的棉大衣……
马娟华当时已被分配进名校，但为了进藏，她毅然放弃留沪名额。她是家里最受疼爱的小女儿，“那几天，我写了40多张申请报告，就是要去西藏，母亲根本拗不过我。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就是我那时的梦想。”60年后，她谈到当初的梦想时，仍然嗓音洪亮。
1962年8月15日晚，他们汇集到上海北站，在“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热烈气氛和人山人海中挤上火车，与家人和家乡道别，随着滚滚的车轮，激情满怀踏上进藏路。
大部队乘火车三天三夜到达兰州，休息后继续乘火车抵达甘肃柳园。两天后，换乘解放牌敞篷卡车，一路颠簸抵达青海格尔木，此时不断有人出现高原反应。叶静和冯德芳等20多人血压过高或偏高，张云龙腹部手术不久伤口又发炎……但20多位“病号”都发誓：“绝不能半途而废！”最后，他们乘坐了戏称“病号车”的大巴，冒死翻越昆仑山、闯过“鬼门关”五道梁、征服海拔5700米的唐古拉山口，上海师院的蔚晓霞硬是在昏迷中靠吸氧战胜了死神。
历时近一个月，他们终于在9月11日到达拉萨。
上世纪60年代初，西藏的公立学校大多连校舍都没有，或直接用原旧贵族的私园，或使用寺庙空房及破旧的土坯民房、牦牛帐篷。没有教材，师资缺乏，学校管理随意，教育质量更是无从谈起。
叶静、徐筑春、张云龙、沈云来、王文娟、陆剑松、沈远超、刘必洋等留在了拉萨，被分配到自治区工筹委直属机关实验小学和交通厅子弟小学。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除汉语文和算术外，其他学科都没有教材。学校唯一的教学设备是一架五音不准的脚踏破风琴和一个破烂的木制篮球架。教材靠自己找资料编，教具、器材由自己制作，自己动手平整操场。张云龙从培养鼓号手、健全少先队组织体系着手，手把手帮助中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员开展少先队活动，推动了西藏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建设。
上世纪70年代，他们陆续走上拉萨多所中小学教育教学管理岗位，面对当地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其中，叶静在藏坚守了38年，成为拉萨实验小学校长后，她以“德育为首，五育并举”为方向，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率先建立了升国旗、唱国歌制度；开设了“第二课堂”；实施从小学起始年级开展“双语教学”（藏汉双语）的试点，创办了西藏第一所“家长学校”；优化评价制度，为进一步提升当地教育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在那曲工作的徐文达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的教师生涯与那曲的教育同时起步。”他把那曲地区第一届初中生，视为那曲的希望和未来。他是初中预备班班主任，任教汉语、数学。寺庙里昏暗潮湿的教室，只有一块黑板。上课时，学生席地盘腿而坐。新校舍落成后，泥地、泥墙的教室虽然变大变敞亮了，但仍没有课桌椅、讲台。他与学生们课余就地取材用泥巴打土坯，在教室里垒起40个大小墩子当课桌和凳子。
“硬件关”过了，还有“语言关”，在江孜中学执教的马菊英颇具代表性。刚进藏，她只临时学了一句藏语。上课前一天她向藏族老师求教，把藏语标在算术题上。上了几天课，学生反映很多地方仍听不懂。于是她急中生智，要求学生课堂纠错，平时多与学生交流藏语。一年多后，马菊英已能在公开课上全程用藏语教学了，获得藏族老师的啧啧称赞。
27名幼师毕业生，分配在自治区工筹委直属机关保育院等三所拉萨保育院和日喀则机关保育院。王惠珍、邵文琴、宋月芳分配到日喀则机关保育院后，“保育院”从“只养不教”逐步改变为“教养结合”，一切都从零开始，她们自己动手创造，开创了当地幼儿教育的新局面。
108位金子般的人才，让求贤若渴的当地政府一度“抢红了眼”。因此他们中约有三分之一没有从事教育工作，有些人执教一两年后改行到各级政府机关等部门。但他们没有忘记使命，在建设西藏的舞台上贡献力量。
进藏时的领队之一、上海师院毕业的吕熊麟，自1980年担任自治区农垦厅政治部宣教科长后，针对农垦系统教师、财会人员奇缺的燃眉之急，及时建议开展职业教育。农垦厅开办的师资班、财会班，成为自治区职业教育的雏形。
李信池和岑爱娣夫妇俩进藏时一起分配去米林县小学，丈夫不久调至县机关，妻子仍留在县小学，两个孩子都出生在米林。李信池一年有七八个月不在家，他走遍23个乡。由于工作需要，李信池后来被调往当时尚未通公路的“高原孤岛”墨脱县，那里一年中有8个月大雪封山，无法进出。他作为县领导下乡或去上级部门，都只能靠两条腿攀爬过野兽出没、蚂蟥遍地、云雾密布的密林。李信池于2005年退休回上海，为西藏建设和发展奉献了44年。
在毗邻阿里、需全年穿寒衣的那曲申扎县，马娟华被安排到县府办公室当文书，不久又下到基层。下乡骑马、住没门的土坯房、每餐吃酥油糌粑、从马上摔落过、被藏獒咬过……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多年后，她被调回县里负责教育工作，又在帐篷小学当起了汉语兼职教师，直到1982年回到上海，贡献了整整20年的青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曾这样称赞“108将”：“你们是西藏的功臣啊！”
60年弹指一挥间，对许多人来说，这60年足以把一生加以概括。回望“来时路”，60年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仍是两个字：值得。
苏荣贵说，自己离开西藏40多年了，年轻时在雪域高原经历的许多事和人，已逐渐淡忘了。但是那一碗藏面圆子拌着酥油和红糖的“帕扎魔古”却始终难以忘怀。那是1966年元旦过后，一场雪灾铺天盖地而来，牧区牛羊不能放牧，断草断粮，面临生死考验。他所在的拉孜地处农牧区，县委决定让他带一个工作组赴彭错林区那嘎乡组织抗灾保畜。如今苏荣贵记忆里的片段，唯有冰天雪地，一片白茫茫。
他到了一家一户的放牧点，仅有一顶小小的牛毛帐篷，晚上只能露宿，天当被、地当床，人钻在马披套里，头上套着厚绒衣，“一觉醒来领口上都结一个大冰疙瘩。”他们和牧民同吃同住同抗灾，逐渐打成一片。在返县前夕，牧民招待他们吃了一顿“帕扎魔古”。“据当地同志介绍，这次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去农区磨好，于是只能将小麦放在石臼里‘冲’（捣）碎了，做的圆子有点粗。”望着碗里鸽蛋大小的面粉圆子，酥油，红糖，还没吃，眼眶已湿润了。
从进藏到回沪
酸甜苦辣造就“完美”人生
老西藏精神，在他们的人生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些在雪域高原艰苦岁月中锻造的坚强和乐观，支撑着他们笑对人生。
108人当中许多人在西藏奋斗了10年到20年，有的直至退休才离开西藏，而日喀则中学的王世豪老师却长眠在雪域高原。在人生最好的年华，他们为着梦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西藏的建设，其中也有人承受了些许遗憾——在高原雪域累积的病痛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加重，不少人都曾患过重病；曾经疏于照料的孩子与他们情感疏离；“我在西边，家在东边”，那些赶不及再见的亲人和难舍的骨肉亲情让人生或多或少留有些许遗憾。(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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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院毕业的罗树芬在日喀则贡献了11年青春，1973年调回了上海。进藏前，唯一在沪的长辈姑妈带她到国际饭店吃了顿饭。在北站送行时，姑妈得知侄女身上只带了2元钱，赶快掏出5元塞给她。第二年罗树芬探亲时，姑妈已经病逝。更没想到，1964年罗树芬的母亲也撒手人寰。“弱质生成疾病磨/壮志未酬人已苦/生男育女何所用/天涯海角离别多。”这是女儿离沪时母亲赠送的七律诗，罗树芬一直视如珍宝。
2001年，翁棠莉和同学受邀回到昌都小学，参加50年校庆，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2021年，70周年校庆之际，时任昌都小学副校长带队专程来到上海看望他们，与老同志们在国际饭店欢聚一堂，拍摄校庆素材。
“酸甜苦辣皆有，才是完美的人生。”今年80岁整的韩素娥感叹：“我们这批青年，已经有60年的情谊，看着彼此吃苦奋斗、结婚生子，从工作到退休，‘老西藏精神’已经长在我们的身体里，融在我们的血液里，让我们能够乐观坚强，是我们直面生活的勇气。”
徐筑春毕业于幼儿师范，当年20多个同学一起奔赴西藏，近20年后才回到上海，几乎所有的人生大事都在西藏完成。然而，一起回沪的女儿正在读初三，由于当时西藏教育水平与上海仍有不小差距，女儿插班进入延吉中学后头一次考试直接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全班56个学生里女儿考了第55名。“好在孩子很快调整状态，后来迎头赶上。”回沪后，徐筑春依旧深耕在幼教一线，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教师。后来，她曾带教的年轻教师应彩云，成为上海第一个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光荣称号的幼教教师。
“教育”和“西藏”
是今生无法割舍的“主题词”
当年108人当中，如今已有21位辞世。“我们现在还能为藏沪两地的情谊再做点什么？”108人当中仍能够发挥光和热的老同志，还常常这样问自己。
叶静1983年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和全国“三八红旗手”，1995年荣获西藏自治区“十大女杰”称号。退休后，她仍心系西藏教育发展，1996年，已两鬓微霜的她在徐汇区教育系统内发起活动——从当年起，拉萨几乎每年都组织小学教师到徐汇区向阳小学、逸夫小学、汇师小学、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南模中学等优秀中小学进行“手拉手”定点培训。1998年，叶静被西藏自治区推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在回上海探亲时感到不适。患病期间，她依旧情系西藏的教育事业。2011年起，拉萨市派老师来脱产培训，到2018年已至少培训西藏教师120人次。
“这几十年，我在西藏目睹了当地教育从一穷二白，一步步走来，如今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已经不输其他地区。我也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2004年，徐筑春退休后首次回到西藏，见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一路带大的那届叫她“妈妈”的学生。“几十年前，绝大多数当地小孩都不会说汉话，全靠幼教老师一个字一个词地教。除了班主任，各个科目我们都要‘兼任’。那时一个班有五六十个学生，2004年我回去，发现他们已成才，不少学生已经是当地建设的中流砥柱，特别欣慰。”然而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他一个几十岁的汉子，就抱着我哭，他说小学毕业后，没有机会升入中学，后来他成了当地一名非常厉害的工匠，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只有我这一位老师，如今终于再见面了！”
2000年，一位送小辈来沪读“西藏班”的学生家长，专门联系西藏驻沪办找到了徐文达，邀请他“回西藏看看”。“时隔20多年，回到年轻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不禁感叹：真真是大变样！”从此，徐文达常回西藏走走、看看，前前后后去了12次，现代的西藏，也从他的镜头和笔下走入了越来越多上海人的眼中、心中。2016年，他当年工作的那曲学校60年校庆时，已有30多个班级、1000多名学生、100多位教职员工，三幢现代化的太阳能大楼，计算机房、舞蹈房、音乐室、实验室一应俱全。塑胶跑道、塑胶操场……校内还建有生态园，生机盎然。其时，那曲地区不仅各县有现代化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每个乡也都有了小学。当年那个只能弄点糊糊糌粑的泥巴炉子，也“变”成了两层楼高的学生食堂。
他们不以“功臣”自居，只说是当年做了“与众不同”选择的“普通人”，对他们来说，教育是永不能割舍的情怀，西藏是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如今，徐文达、罗树芬、苏荣贵活跃在藏缘文学社；苏荣贵和李信池退休后为所在居民区贡献余热；张树芳、徐筑春、叶静、王国基、张珠珠、李佩芳在养老院，依旧坚强乐观；前几年身体康健的时候，吕熊麟、李信池、刘必洋、马娟华、叶静、冯德芳、邓菊英、韩素娥、张云龙、蔡连珍、徐文达等神采矍铄的身影，还活跃在上海援藏联谊会的各项工作中，为沪、藏两地的情谊持续牵线搭桥，发挥绚烂的光和热。
他们把自己回忆的文章汇集成《情在西藏》出版，由1960年赴藏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上海市十届、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漆世贵热忱作序《用青春书写忠诚》：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以自己的言行忠诚地实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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