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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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版:小楼书香 2023-05-31

为扮好父亲角色找到借鉴与启示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教育是一个永

恒的话题。北京史记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建安编著的《大家说父教》(上海书店出版社),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通过解读梁启超、张伯岺、梁漱溟、沈从文、钱穆、傅雷等名家的家教案例,为世人提供借鉴,也通过书信问答、当面访谈等方式,与各行各业师友们共同探讨现实中的父教以及相关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问题。

本书中有部分的内容是由25篇师友问答组成的,编著者选择了不同领域的一些师友,就“父亲如何教育自己”“自己又如何教育孩子”这类话题来发问。这部分内容,真实地展现了这些为人之子、为人之父的肺腑之言以及对于教育的基本态度,相信会引发很多读者的共鸣与思考。

以下内容摘编自书中《吕文浩:“侧面启发孩子的自觉心是最重要的”》一节。

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长期在外工作,是部队转业的建筑工人,大约每半年或一年才能和家人相聚一段时间。而在这些短暂的相聚时间里,他和母亲之间常常吵架,甚至动手,所以有时我很不愿意见到他回家,因为他回家就意味着家庭原本平静的气氛要紧张一段时间了。

小时候我的功课不好的时候,会受到父亲严厉的责罚,通常是用笤帚或棍子打我,他打我就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他让我双手把一个罐子顶在头上持续很长时间。他的这种严厉的责罚不会受到母亲的支持,也会受到乡亲们的奚落。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同族的伯父见父亲责罚我,说:“洋行利吃到息儿了。哪能每个孩子学习都那么好,都能考上学?”伯父的意思是我哥哥已经考上中专,跳出农门了,家里有一个孩子能考上学就不错了,哪能指望每个孩子都能考上学?我们那个年代体罚孩子很常见,家长如此,老师也是如此。所以作为孩子来说,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也绝非完全不能承受,我从未听说过哪个老师或家长责罚了孩子,孩子发生心理崩溃或离家出走或自杀的事情。

不过,因学业责罚我的时候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受当时农村里“考学跳出农门”的意识影响很深,学习大体上是比较用心的,整个中小学阶段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父亲不仅在学业上对我有特别严苛的要求,在农村日常的体力劳动中也不放松,我哪一点做得不好,他会严厉地训斥。如果问我能记得他什么话,我记得他有一次批评我:“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还能干什么?”

我上大学时和一位老师关系比较熟,有一次我和老师说父亲曾对我说过这句话,老师笑着说:“这是毛泽东的话。”我现在联想到,父亲毕竟和我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很不相同,他之所以那样管教我,也是把他自己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思想意识用在我的身上。我现在教我的孩子,很多地方沿用了我们成长过程中获得的一些思想观念和意识,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并不为她所认同。这是需要我们自己时时警惕和反思的。

父亲对我没有什么正面的教育,在学业上也好,在做人做事上也好,他几乎从来没有耐心、细致地给我讲道理,他的方式就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时对我进行打骂。虽然我从情感上很难接受打骂,觉得这不是教育,但也必须承认,打骂也能让我长几天记性,稍稍自律一点。

我小时候在家庭中接受的来自父亲的痛苦记忆,对我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发誓,我再也不要对孩子这样教育了。大概在我三十岁左右,我读到钱穆的《八十忆双亲》,里面写到他的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父亲“从不作正面教诲语,多做侧面启发语”,非常神往,觉得这才是最理想的家庭教育。曾经有六年,我完全做到了这一点,我的女儿在上小学前的六年,我保持了极大的耐心,确实做到了“从无疾言厉色”,所有人见了都极为佩服和赞叹。但孩子上小学以后学习上表现不好,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我苦口婆心劝阻无效时也会不时地发怒,甚至略施体罚。我承认这是实在没有办法时的最后一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感到无力和深深的自责。第二,我必须承认,我们这一代的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强的,尽管在家里受到打骂,心里会很不痛快,但确实能帮助自己收敛几天,对于养成自律和自觉意识也多少有一些帮助。

应该说,这种我很不喜欢的打骂教育从客观效果上来说也不是没有起过一点正面作用。我并不是要为打骂教育“平反”,我想说的是,在过去那个特定的年代,打骂教育也发挥了一点正面作用,当然如果有更好的方式让孩子长记性,我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其他方式的。(吕文浩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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