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在沪西人”的婚礼Style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今中外，婚礼都被认为是人生礼仪中的重要内容，婚礼仪式、婚礼消费、婚俗改良，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婚礼在传统社会中有合二姓之好，事宗庙、继后世、求内助，关系着社会的治乱三方面的作用。近代以来，婚礼逐渐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多元面相，一方面是对传统婚礼文化的扬弃，另一方面是对西式婚礼文化的兼容。在近代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一表现尤为明显。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徐华博、高华影视工作室的合作编剧陈力生在其最新著作《上海婚礼——近代上海的婚姻文化与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将婚礼的论述置于宏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从西式婚礼传入上海及其对华人的影响、传统婚礼的延续和变异、“文明结婚”三个维度出发，来探讨近代社会上海婚礼在中西不同文化交织中的变迁历程。

该书不但广泛征引上海方志、档案、报刊、日记、笔记资料，而且特别注意搜集、引用各类与婚姻、婚礼相关的专门性文件，通过在沪西人的婚礼、华人对西式婚礼的接纳、西式婚礼被接纳之缘由、传统婚礼的时代因应等6章内容的论述，展现了近代社会上海婚礼的复杂面相。由此揭示近代社会转型下的上海婚礼变迁的意义所在：一方面呈现了不同婚姻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婚礼仪式的流变及与之相关的男女社交、婚恋观、婚姻诉讼等一系列问题的近代呈现，被打上了民族危亡与救亡图存的时代烙印，亦体现了上海城市化的进程。

为什么选取上海作为论述的地域中心？徐华博解释，这是因为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中西异质文化交织最为紧密之地。西学东渐，是近代上海的显著特征，开启了上海的多元复杂局面，婚姻文化的多元正是其表现形式。由于开埠较早，上海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可以容纳多元的婚礼仪式同时存在，在“因时制礼”的时代要求下，上海的婚礼转型也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婚礼多元面相的一个较好的样本。

徐华博与《上海婚礼》的缘分始于13年前，彼时她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亲身参加了多场婚礼，“中国传统婚礼的礼服大都是红色的，尚红忌白，但现在新娘的婚纱以白色为主，这个变化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看到白色礼服，没有人会觉得很奇怪？我想去探讨这个问题”。再加上她对西学东渐中“西礼东渐”的思考，遂形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西风东渐下的上海婚礼变迁(1850—1949)》，《上海婚礼》一书正是在该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毕业以后，徐华博入职上海图书馆，她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对论文进行充实、修改和完善。2023年，她赴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时，与陈力生再次相遇，在陈力生的鼓励之下，她决定将完善后的论文出版。陈力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精熟上海语言文化，对于上海史具有很强的学术热情与知识储备，《上海婚礼》第三章由两人合著而成。

徐华博发现，既有研究成果多关注婚礼变迁的具体仪式和沪上华人的婚礼情况，而忽略了占租界人口比重不容忽视的西人婚礼情况。因为上海外侨社会具有种族多元、语言多元的特征，受史料、语言等的限制，该书在探讨“在沪西人”的婚姻文化时，主要聚焦在参与度较高、影响较为显著的沪英美侨民身上，对“在沪西人”婚姻状况的分析，亦以英美侨民为主。

比如英国人与中国人通婚的著名案例是哈同和罗迦陵。英籍犹太人哈同是上海租界史，特别是上海租界地产业史中的传奇，罗迦陵则是中国女性与法国水手所生的混血儿。1886年9月，哈同和罗迦陵在上海举行婚礼，据悉，他们“举行了一个双重婚礼:先是在一个犹太教堂，接着根据新娘的意愿举行中国仪式”。

除了这场广为人知的犹太式与中式双重婚礼之外，当时还有一位留德的林先生，归国之时带回了他的金发新娘。尚属开明的林家接纳了洋媳妇，但要求新娘必须身着凤冠霞帔举行中式婚礼。新娘答应了林家的要求。婚礼在位于外滩的德侨俱乐部举行。婚礼当天，不知详情的新娘友人，为了这场婚礼，将德侨俱乐部按照西方礼俗布置成了白色的礼堂。婚礼在即，更换装饰已然来不及，大家只得急中生智为白色装饰涂上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徐华博还特别注意搜集、分析寓沪欧洲侨民的婚礼。其中有些女士，原本生活在欧洲，因婚姻而特地来到上海，与夫婿完婚，随后定居上海。例如1885年，驻沪德国总领事夫人的妹妹，被许配给上海法兰西银行经理兼工部局董事米司未而曼为妻，在婚礼前奔赴上海，暂时居住在其姊领事夫人家中，后在新北门外天主堂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中西宾客多至四五百人。这样的细节描述使得书稿颇具可读性。 记者 谢江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