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尔克”式壮举，民族工业内迁的抗战往事

实业家林继庸

回顾抗战那段烽火岁月，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保存民族工业火种、支撑抗战经济命脉而奋斗的先驱。林继庸（1896~1985）就是这样一位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爱国实业家，他主持的工厂内迁工作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从化工学者到抗战先锋

林继庸是广东香山人，其曾祖父林谦是当地著名乡贤。林继庸早年曾为同是香山人的孙中山先生担任护卫，后赴美攻读化学工程，1926年学成归国后曾在上海开办化工厂，1928年至复旦大学任教，历任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复旦大学决定成立军训委员会，由林继庸任主任，指导军训，以备“随时应召”；学校还增设军事化学课程，林继庸亦是主要授课老师。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他指导复旦化学系师生制造了多种弹药，供给抗日前线，还亲手组装了一枚饭盒形状的炸弹，由朝鲜义士尹奉吉带入日军集会的虹口公园，一举炸死、炸伤了多名侵华日军头目，这就是著名的“虹口公园爆炸案”。爆炸计划完成后，因日军持续搜捕，林继庸被迫前往欧洲避难。

1936年，眼见日寇加紧侵略，林继庸毅然回国，进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专门委员名义兼任工业联络组组长。工业联络组的任务是联络工业界人士，协助资源委员会的发展。为全面了解全国工业状况，林继庸首先着手开展全国工业普查。这次工业普查收集的资料相当完整，为国家以后的工业布局打下了良好基础。

烽火中的工业内迁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林继庸敏锐意识到这些工厂在日军压境下难免被损毁或被敌利用，便向资源委员会提议将上海各工厂设备拆迁转运到内地。

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林继庸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尽管日寇加紧空袭，市内人心惶惶，林继庸仍排除万难，奔走呼号，协调组织卡车、轮船、挑夫等转运工厂设备、人员。他连日在上海南市、闸北等地奔走，左脚受伤肿痛，医生警告有截肢危险，他却悬挂着左脚坚持办公。

林继庸对民营工厂“一面施以政治压力，一面给予经济利益，一面晓以爱国情感”。工业界同人见他奋不顾身，迁厂工作更加卖力进行。上海市总计迁出民营工厂146家，物资14600余吨，随行技术工人2500余人。

9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成立。11月14日，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林继庸担任委员，前往苏州、常州、无锡一带指导物资抢运工作。当各厂物资由上海运到武汉后，工矿调整委员会在武汉设立办事处，林继庸任主任，采取紧急措施抢救镇江及沿江至武汉一带的物资，并协助将迁移工厂安置在汉口，确保迅速复工。

由于战事吃紧，汉口各工厂再迁入四川等地。1938年1月，林继庸转战重庆，协助厂家内迁。他寻觅厂址，测量地亩，筹划机器堆栈、木船运输等，并邀集已到渝厂家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搭建起沟通政府与实业界的桥梁，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工厂入川铺就坦途。

这一批工厂迁移至西南大后方后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为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西南大后方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他们与西迁至后方的高校、军工企业一道保留了中国工业文明的火种，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工业基础。

调解纠纷保障生产

抗战期间，林继庸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主持工作，积极帮助民营厂矿复工生产，排难解纷，确保战时工业顺利发展。

大鑫钢铁厂业主余名钰和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合资经营渝鑫钢铁厂时，因债务发生纠纷。双方商定由林继庸裁决，并立字据承诺遵守决定。林继庸规定十天内双方不得说情，否则作败诉论。十天后，他裁决民生公司赔偿1000万元给大鑫公司，卢作孚痛快履行。

申新纱厂工人曾因伙食问题闹事，林继庸到厂与工人共餐，吃得比工人还多，证明伙食不错。饭后请工人代表到经济部就餐，他们发现经济部伙食还不如厂里。林继庸又邀请代表们参观其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工人代表无话可说，不敢再以伙食问题罢工。

抗战胜利后，林继庸担任粤桂闽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处理局长。在海南岛视察时，他发现日军留下的两个铁矿集中营有3000多苦工，生活环境恶劣。他冒险从应解送国民政府的9000万元中抽出7000万元作为遣散费，妥善安置这些苦工。

林继庸于1985年逝世。他著有《皮革》《民营厂矿内迁纪略》《化学兵器科》等书，其中《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详细记录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工业内迁历程。 李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