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广播

张福荣

1984年我踏入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为一名广播人；2000年奉调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前后16年。从35岁到51岁，正是人生最为宝贵的一段年华，按时下对人类生命历程的重新认识，这段岁月也正是已经走过青涩，进入成熟的青春，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最有价值的时候，我把它奉献给了广播。5800多个日日夜夜，无论历经辛苦、磨难，还是收获成功、喜悦，广播都已融入我血液，化入我的意识，成为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章节！

16年的广播真的很辛苦。初进广播，被分配到戏曲组。原先只是对京剧稍有兴趣的我跟着赖素娟、沈琪秀两位前辈学做越、沪剧节目，开始没日没夜地听戏、看戏、做节目，因为不懂五彩缤纷的戏曲流派、曲调，便强迫自己不管喜欢不喜欢全身心投入进去，竭力看懂她们，听懂她们，以至于今天听了沪剧，回家吃饭时莫名其妙会哼出沪剧曲调来；明天看了越剧，晚上睡梦中竟然也会梦呓越剧音乐，弄得太太嗔我“娘娘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播还比较“吃香”，影响甚众，稍有差错便会招致听众批评，甚至酿成“政治影响”。我本胆小，做了广播后更是小心，做好的节目录音棚里听了一遍，回到办公室还会再审听一遍；做成播出带填好播出单塞进节目盒了还会取出来再检查一遍。如此日复一日，竟患上职业性的“强迫症”，带入生活中，如离开家门走下楼梯了，还常常会怀疑房门没锁好而回到楼上去检查。1992年我参与创建东方广播电台，因为是24小时直播，日夜三班连轴转更是家常便饭。记得创业伊始的二三年我们综合部的年夜饭都是在台里的走道里，把外卖的菜肴摊开在茶几上和同事们欢吃的，而且还是“流水席”——为不影响上节目轮换着享用。凌晨回到家中，妻儿已入梦乡，唯留一桌守岁的糖果。我主管792频率20多个综合类节目，基本都是直播，只有选题提纲，没有事先审定的文稿和音响素材，要掌控节目质量就只能靠即时监听，因此戴着耳机听节目成了常态，日常持久，耳朵都听“坏”了，听力锐减，且时有耳鸣。

16年的广播让我很有成就感。采访报道、编辑制作、组织活动、撰写论文等各种形式我都乐此不疲；文艺、社教、经济、情感等各类节目我都兴趣盎然；虽无大成就，也有小斩获，且都有奖项，知足矣！记得1989年初夏去北京邀请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参加《全国戏曲名家大型研讨暨汇演活动》，同时邀请关牧村、董文华、韦唯等歌唱家参加台里的另一项活动，正逢特殊时期，交通瘫痪，整整两天，我靠双脚来回奔走于北京东西南北，几乎累瘫，最后从总政大院到首都剧场去找韦唯还是董文华让她先生开车送我，才得以完成任务。而当活动顺利举行，我在幕后听到台下观众如雷般的掌声，那种历尽艰辛终结善果的成就感无以言表。又如1997年做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建成后的第一场户外音乐会《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开幕式》，四个交响乐团，2000多名歌、舞、音中外演员，却因连日大雨无法排练；近150米宽，30多米高的巨型投影幕布被大风一再撕裂，两个大拇指粗的固定幕布的钢缆也被扯断，大风大雨险将我逼入绝境。然而在台领导和同事们、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坚持过来了，演出非常精彩成功。曲终人散后，我坐在空荡荡的主席台上一遍又一遍在心里高喊“我们过来了，成功了！”这台晚会荣获当年中国电视艺术的最高奖“星光奖”。

16年时光在人的一生中不算长，也不算短。但在我的生命中，那16年因为投身广播，却是最为充实、最有价值、最是快乐，是铭刻在心灵中的永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