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系赋能之后……

吕怡然

大约一年多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带着同学前来上海报业集团，要对我做校友回访。我一再谢绝，说自己只是复旦新闻系的一个“非典型学生”，你们应该去访问那些典型的新闻系学生中的杰出典型。

这绝非出于谦虚，确是由衷之言。说来有点自惭形秽。1975年，适逢全国推广朝阳农学院所谓“社来社去”的招生改革经验，即学员来自人民公社，毕业后回到人民公社去。于是复旦大学在新闻系办起唯一的一个“社来社去”试点班，我们有幸或曰不幸成为这个班的学生。为期16个月，没有寒暑假，读了新闻系的全部课程，并经历多次实习，几乎就是压缩型的三年制普通班，但是“社来社去”并非高等学历教育。按丁法章老师的话说，我们既不是三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也不是高考制度改革后的本科大学生，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而我自认为是新闻系的“非典型学生”。

“非典型学生”理所当然地回到农村，多数同学被安排到县级或公社的政工部门和广播站。但无论如何，也算就此和复旦新闻系结了缘，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新闻系接受了新闻学养的启蒙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赋能。

后来，几经周折，我终于如愿跻身于职业新闻工作者之列。1998年，我从新民晚报编辑部调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开启了一个“非典型学生”一段后“非典型”经历。

2001年末，编辑部在研究新一年的办刊工作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议论到，近年来媒体上的虚假新闻多了起来，与新闻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令人难以容忍。我灵机一动：可否来一个“十大假新闻”的评选，藉此重申新闻真实性原则，为“新闻打假”鼓与呼？

就这样，《新闻记者》的“2001年十大假新闻”评选应运而生，并启动了连续10年的“新闻打假”历程。始料未及的是，我们从此为这个“新闻打假工程”欲罢不能；也不承想到，竟会遭受如此多的困扰和烦恼！10年间，遭遇一连串不乏黑色幽默的“小插曲”“小故事”，时有无力、无助、无可奈何和啼笑皆非之感。

2010年夏天，我们受到“侵害名誉”的指控，被索赔50万元，走上被告席。起因是经反复核查认定，某报一张石家庄大雪的新闻照片，其实是从国外网站上扒来的意大利大雪的照片，所以我们将其列为“十大假新闻”之一。但某报死不认账，交涉无果后，正式对《新闻记者》杂志提起名誉权诉讼。我生平第一次作为被告走进法庭，目睹原告及其律师为造假行径辩护，荒诞不经，令人喷饭，却又深感悲哀！历经一年多，法院判决某报败诉，对方不服，提起上诉。后经有关方面沟通和斡旋，双方达成和解，某报撤回上诉，一次性向《新闻记者》支付经济补偿10万元。此时，终于“胜出”的我，却无论如何开心不起来！

其实，对于“十大假新闻”的评选，一开始我就没想过什么荣辱得失。一个复旦新闻系的“非典型学生”出于良知，鉴于责任，做一点力所能及助推中国新闻业进步的实事，哪怕微不足道、事倍功半，甚至自讨苦吃、徒劳无功。因而，即便在压力最大的艰难时刻，我也没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或许，这也可视作是向当年为我们赋能的复旦新闻系呈交的一份作业、一张试卷吧。

三部报告文集，记录了复旦新闻人的足迹、感悟和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