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幸运儿”的幸福记忆

孙瑞祥

“7813”，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代码，它不单单是我们班级的序列号，更是一段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新时代开启的见证。

这是“文革”后通过第一次全国统考进入大学的特殊班级，从生源和年龄结构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印记。全班61名同学，来自全国17个省市。有农民兄弟、工矿职工、下乡知青、军人、教师、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时最大者32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小者只有16岁，还有的是中学同校师生转而成为大学同窗。

我想给这个特殊的班集体取一个共同的名字——改革开放的“幸运儿”，这应该是很贴切的，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班集体的存在。

复旦四年，值得永久纪念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比如，1979年7月13日，我们班上的四位学生陈静溪、刘晓红、陶维佳、王东红(王晓望)在黄山偶遇邓小平同志，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电影《邓小平在黄山》、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都记录了这一史实。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和小平同志的亲笔签名已在档案馆永久保存。这段生动故事自然应该由我班当事人自己讲述。

在此，我想追记另一件发生在我们班上的故事。这段往事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后来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我们班同学，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初期的亲历者、见证人。

那是1982年4月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刻。被称作美国传播学“鼻祖”的威尔伯·施拉姆，在他的学生余也鲁教授陪同下访问中国，开启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余也鲁言）”。十分有幸且机缘巧合的是，施拉姆的复旦之行首先就来到了我们班上。

施拉姆复旦之行有两场学术活动，一次是4月28日的座谈会，一次是4月29日的报告会。记得座谈会那天上午阳光明媚，施拉姆和余也鲁步入教室时向大家挥手致意，同学们鼓掌欢迎。他们二人西装革履，笑容可掬，分坐在一对藤椅上。座谈会伊始，余也鲁首先讲话，他十分幽默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我做不得翻译，请贵系陈韵昭女士代劳吧，随即起身鞠躬。座谈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亲和，互有问答。我们当时正在上摄影课，每人手里都有一架海鸥135单反相机，那天我和几位同学都给他们拍了照片，珍藏至今。

如果说在学生时代我就对传播学有什么深刻理解，或者说对施拉姆来华意义有何洞见，那是言过其实。但对于新闻学专业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能有这样一个与大师面对面的机会确实倍感荣耀。应该说，施拉姆在中国对传播学的布道，对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班上著名的“三剑客”祝建华、陈怀林、赵心树就在毕业不久赴美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他们以后的学术生涯与传播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晃40年过去了。1982年毕业分配时，我被天津日报社和天津师范大学同时相中，就像如今的“抢人才”。天津师大负责人为了把我要到手，不惜跑到报社领导家里陈述他的充分理由：这个复旦毕业生分配到报社充其量是个好记者，但如果他当了教师，就可以培养众多好记者。如今，我已经在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从教37年，从一名专业教师，到担任新闻学系主任、广告学系主任、副院长、院长。所有这一切，归结为发自肺腑的一句话：感恩母校。

新闻梦在心里扎了根，即使转行，也不堕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