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价值

陈世旭

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各地为了扩大对本地山川人文的宣传，时常邀请和组织文化人的采风，我蒙不弃，也曾多次忝列其中。每次我最为专注也最为兴奋的是可以由此饱览各地的自然风貌。

这种对大自然的喜好，首先是源于天生的性情，其次是受到传统的影响。

晋、宋之际的诗人兴起了山水诗、田园诗的写作，代表性的作家就是大名鼎鼎的陶渊明与谢灵运。有论者认为，中国人此时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自然美。近代美学家就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而事实上，中国古人对自然美的发现要早得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以至于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

人们对自然美的发现，固然因为“自然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们所以发现并加以描述，却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只有与人的精神因素结合起来，自然之美才能显示为对于人有意义的“美”。

中国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强调秩序和道德，在此前提下给出了生命的意义。但因其现世性和实用性的特点，难以保持相对的超脱。正因此，自然以它永远具有的无限可能，化生万物却始终保持自身的虚静，不因世间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的品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精神意义，成为人们摆脱俗世的成败毁誉羁绊的一种寄托或至少是一种慰藉。

崇尚和热爱自然，就是崇尚和热爱自然本身，崇尚和热爱自然所固有的无处不在的美好和情趣。

人多有慕名趋名心理。因而凡名山名川名景名胜名石名树，人们便趋之若鹜，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呼朋引类，扶老携幼，摩肩接踵，往来如织。由此有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

如果仅仅是为了极言泰山、黄山之胜，没什么不可以。如果真以为从此无岳可朝，无山可看，恐怕就未必见得。

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其心悠然，其身却并不在南山；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后人赞之极具“独坐”之神韵，而敬亭山则不过是宣城外一座寻常峰峦，有名的只是六朝以来的江南名郡宣州；写了前后《赤壁赋》的苏东坡，在一个极平凡的月夜游了一座极平凡的寺庙，同样留下传颂千古的《记承天寺夜游》；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其山水除因东晋琅琊王司马睿避难而小有名气外，并不是特别的名胜。

自然形胜的奥妙无可穷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何其高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何其壮阔；江南秀丽，塞北苍茫；皇宫巍峨，村落淡远。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此中玄机，在于非止于目之所接，乃归于心之所得。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同，面对同样的景观，各人的感受完全可以是大异其趣的。

曾在火车上见到一位来自塞外戈壁的旅游者，花了巨资专程来南方度假，并不寻访名胜，而是一味地晓行夜宿乘车坐船，他需要的只是这满世界的草与树的绿色，水与雾的湿润；平生但得机遇，能够北上南下东奔西走，甚至远涉重洋，历览五洲，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然而，三五友人，浮生但得半日闲，相邀于所居既久的城市郊外，或疏林或荒湖，置几碟小菜，举几盏薄酒，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其兴不也足以使人不知东方之既白么？

法国近代作家卢梭说：“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爱弥儿》）卢梭所谓的“作者”是指上帝，而我以为所谓“上帝”不过是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王羲之早有意义相似的表述：“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兰亭诗》）这是说：当我们凝视着辽阔而明朗的世界时，真理就自然地呈现在面前，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着造化的恩惠。

古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宇宙本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赋予了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