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丁石孙

丁明

10月12日下午2点，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大伯父丁石孙停止了呼吸，血压也测量不到了。我和亲友们悲痛欲绝，泪流满面。令人惊异的是，心脏监视器显示大伯父的心仍在顽强地跳动，直到2点35分。

大伯父的心，那颗慈爱的心，仍然在我和敬爱他的人们心中跳动，永远不停地跳动。大伯父生前赢得大家尊敬和爱戴的高尚品格和独特人格魅力的一个个情景，涌现在我的脑海……

上世纪70年代初，伯父曾在江西有一段艰苦岁月。他先是住在鲤鱼洲荒地的草棚里种菜，后到德安化肥厂担任司务长（食堂采购员）。在鲤鱼洲时，他一家三口分在三个连队，半个月才放一天假，团聚一次，到附近小镇上买点糖果给儿子吃就是一种奢望了。在德安化肥厂，伯父每天早上推着两轮车走三里地到城里买菜。如果当天能买到一块豆腐，那是一件喜事了！在这期间，我家也遇到难事，生计几无着落。大伯父闻讯后，寄来15元。母亲得知大伯父收入也就每月45元，三口之家不容易，就把钱退了回去。大伯父又寄了过来，并来信安慰我们，生活再苦也不能使孩子们成长受到影响。我母亲读信时，忍不住感动得流下热泪。这期间，即使在伯父收入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时，照旧寄来15元，直到我家状况好转。

我母亲病危那年，在远洋公司工作的父亲正出船在欧洲，无法赶回上海陪护母亲。伯父到上海出差三天，仍在繁忙的工作结束后赶到母亲住处，陪护安慰，帮我们度过最需要关爱和帮助的艰难日子。

1990年，在福建的小姑夫不幸去世，时年60岁左右。1991年，我母亲病逝，年仅57岁。对两位丧偶的亲人，大伯父关爱备至，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经常打电话问候慰问。当我父亲和小姑妈步入老年后，大伯父每隔一天就要电话问候两位。每晚快到8点了，大伯父就会情不自禁地坐到书桌旁，拿起电话机。他后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打电话呢？因为这是他俩最寂寞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伯父突然来电，说他几次电话我父亲，就是打不通，他担心是不是有事。我赶往父亲家，发现是电话没有挂好。告诉伯父后，他如释重负，并关照我要经常回家看看父亲。

大伯父对家人，可谓爱中有严。他自己的亲外甥报考北大，离录取线只差几分，这位北大校长却不肯通融。镇江丁家亲戚的孩子报考北大，请教他，他提供的帮助只是建议，“多报一个专业吧，录取的概率大一些”，让孩子按规定考。结果，没考上北大的亲戚孩子只好上了南大。

前几年，我去北京看望大伯父。年事已高、身体也比较虚弱的大伯父嘱咐我寻找祖上的墓地，并再三关照不要惊动麻烦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我多次前往镇江南郊竹林寺上面的马家坟墓地寻找，都没能如愿，但也明白了大伯父的用心：他是想要通过寻祖来追忆丁家的祖训，教育丁家的后代——“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上世纪80年代，上海马路上行驶的公交车时常会中途“抛锚”，要动员乘客下车推行重新发动。1984年的一天，刚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伯父出差上海，晚上看望我父母后乘41路公交车返回下榻的延安饭店。在瑞金医院站上车不久，公交车“抛锚”了。大伯父见状，二话不说，拉我一起下车推车，车上乘客也都下车推车，没有人认识这位带头推车的北大校长。我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多年，在大伯父身体健康的岁月里，每次我去探望，他总要关切地问我的工作情况，并对我提出“三要”期望：要多反映基层和市民的困难问题和建议；要多学习，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努力做到“可以少讲话，但要讲真话”。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芒。这些小事虽然是大伯父生活中的点滴，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