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同”心抗疫推动构建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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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 李熙玉

李熙玉 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国家战略大学院院长。曾任青瓦台秘书室咨询委员和国家级“韩中战略对话”韩方干事等重要职务。

李熙玉近年出版有关中国的学术书籍达45部。在他推动下，成均中国研究所近年推出中国相关系列丛书，其中于2016年出版的《一带一路摘要》是韩国第一部介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专著。

与西方国家的应对失败不同，东亚国家，特别是中韩两国创造了有意义的抗疫治理模式。

疫情之后，我们更加感受到，东亚合作需要新的蓝图。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克服“亚洲悖论”：一方面，东亚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实现了广泛的经济交流合作;另一方面，领土和历史等问题造成双边关系紧张，凸显出东亚地区并没有建立起区域合作机构和制度。

全球正在经历着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分水岭的巨大变化，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不明确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的时代已经到来。社交距离正在改变着人际关系的方式，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线上授课等新科技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秩序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与其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作这一变化的原因，不如说疫情正推动着这一变化加速。美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失误，凸显了其“脱钩”政策和本国优先主义，同时将一些具有相似价值观和理念的国家纳入“集团”之中。

与西方国家的应对失败不同，东亚国家，特别是中韩两国创造了有意义的抗疫治理模式。

共享经验，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通过运用克服非典、四川大地震等灾难获得的宝贵经验，有效投入国家资源，采取封锁武汉等果断措施，凭借发挥政府与基层社会的紧密联系、迅速的决策体系，以及医护团队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活跃的线上经济等优势，很快控制住了疫情，社会的适应能力也得到充分发挥。

韩国在经历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后，也更新并实践了新的防疫手册，开发了先进的医疗设施和医疗装备，通过系统的诊疗和彻底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时追踪感染途径，有效控制疫情。此外，公民社会的奉献精神、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医疗保险等医疗福祉系统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韩两国在防疫治理方面有着众多共同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内的防疫抗疫过程中，也体现出了这些共同点，它们在帮助政府稳定社会情绪、有效遏制病毒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与个人主义压倒集体主义的西方社会抗疫失败案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借用德国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观点，在西方社会里，脱离和抵抗的倾向较强，而东亚国家对集体和组织的忠诚在管控此次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说，东亚传统的政治文化发挥了作用。

更有意义的是，东亚国家在做好本国抗疫工作的同时，在国际上也展现出“共患难”的东亚政治文化。韩国和中国在初期抗疫取得成功后，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向国际社会传授本国防疫经验，提供医疗救助物资。韩国克服了初期困难之后，向亟需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设备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并且积极向有需要的国家分享疫情相关的知识。而中国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紧急援助，出口了568亿只口罩和2.5亿件防护服，并开启“云外交”模式与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中韩两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通过守望相助、共享经验，使两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疫情初期，中国面临着巨大困难，韩国政府和市民社会齐心协力与中国携手抗疫。当疫情在韩国扩散后，中国投桃报李，积极声援韩国，支援了大量医疗物资。两国通过实际行动真正践行了“患难见真情”“雨后地更坚”的东亚哲学。

中韩两国之所以能够将危机转化为机会是因为一直以来两国积累的彼此信任。在疫情期间，两国领导人多次通话、互致电文，并就进一步深化目前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中韩两国的防疫经验有必要在东亚地区实现共享。目前，韩国在不断强调构建防疫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性，中国也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健康丝绸之路。

转危为机，推动构建东亚共同体

今后东亚的和平不仅需要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更需要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这也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由于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危机难以提前预测，它必然成为新兴安全的重要内容。通过地区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减少机会成本，还可以维持更加开放、互联的世界。

现在要关注的是，通过什么路径转“危”为“机”。为此，有必要再次推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讨论。

第一，构建责任共同体。新冠肺炎象征性地揭示出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总体综合安全观的必要性。因此，需要从人类安全的角度出发，深化和扩展合作的基础。如果不断积累并扩大小的实践成果，积跬步以致千里，那么也可以为朝鲜半岛无核化、东亚领土和历史争端等难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思路和成功案例。

第二，构建利益共同体。东亚区域内贸易最为活跃。截至2018年底，中日韩三国占世界总人口的20.7%、世界经济规模的23.6%、世界汽车生产总量的50.3%、世界船舶完工量的90.4%和国际贸易总量的18.7%。由此来看，有必要更加紧密地将区域的生产网络链接起来。为此，在取得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成果的同时，有必要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第三，构建人文共同体。即进一步扩大人员与文化的相互交流。东亚具有地理上相邻性和文化上相似性的特点。事实上，随着东亚地区人员往来的日趋频繁，旅游市场的不断活跃，东亚各国对彼此的了解也日益加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交流中断之后，更加体会到了出现“隔绝”现象的后果有多严重。更重要的是，为构建人文共同体而作出的努力也可以成为弱化上层政治敏感性的基础。

东亚合作，最重要的是要克服“亚洲悖论”

疫情之后，我们更加感受到，东亚合作需要新的蓝图。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克服“亚洲悖论”：一方面，东亚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实现了广泛的经济交流合作;另一方面，领土和历史等问题造成双边关系紧张，凸显出东亚地区并没有建立起区域合作机构和制度。

东亚必须突破画地为牢的固有思维，避免重蹈欧洲19世纪民族国家的覆辙。为此，域内各国必须克服仅仅将多边合作视为将多个双边合作整合成网络的倾向，超越地理和文化的同质性，创造新的亚洲价值。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各国政治家、学者跳出只顾眼前现实的框框，投入更多理想主义的热情。其次，要着力减少地区离心力，扩大向心力。为此，有必要确保最低限度的战略和政治共识。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应发掘不受双边关系发展和停滞影响的功能主义合作模式，让多边对话常态化。考虑到东亚国家的历史记忆、价值距离等现实困难，只有将政治谈判与功能主义一起推进才能取得效果。为此，应该不断发掘多边平台上的领航项目，积累成果。

例如，东亚的中枢国家中日韩应该创造合作契机，发掘并实践小多边主义。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的调查显示，80%的中日韩国民都认同合作的必要性，这样的民意也将为三国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从环境部长、卫生部长、灾难管理负责人等层面的协商机制、地方政府间交流等方面着手突破。

地区纽带，将矛盾的震源转化成治愈的引线

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哈莱姆·布伦特兰曾说：“我们就像在一个充满微生物的湖泊之中游泳。”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今后的生存方式。事实上，今天的这类危机是人类破坏环境的后果，不由让我们想到“地球的时间”。今后，为了地球的存在，不仅应把可持续发展摆在政策的优先位置，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也不应是为自我存在而孤立对方的弱肉强食的方式，而是应该通过合作实现共存。

有一部分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导致新冷战的出现。但新冷战既不可取，也不现实。一直以来，冷战论在强化阵营逻辑的同时，也深化了意识形态差异和安全困境。如果用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对方，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否定的。由此看来，我们必须在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同时，走文明对话而非文明冲突的道路，成为共同承担国际社会问题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在根本上也是人际关系的延伸。

地理上的相近、各领域往来频繁、紧密的价值链体系等特点，已经让东亚超越了双边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起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我们更应该通过地区纽带，将矛盾的震源转化成治愈的引线。正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有基础疾病史的患者死亡率远高出健康人群，对于影响东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疾病”，我们也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进一步努力“对症下药”。

未来不是射击固定的靶子,而是射击移动中的靶子。换言之，在不确定性之中设计更好的生活和区域的努力至关重要。正如中国古籍《淮南子》中提到的那样，避免“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