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处于“不对称竞争”美“合围”中国难获认同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中美关系、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等领域研究，主要著述包括《全球安全治理与联合国安全机制改革》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陈东晓

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一场以击倒对方为目标的拳击赛，而更像一场马拉松赛，主要考验自身耐力、意志及战术配置。

如果学会用国际通用的概念讲我们的故事，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结我们的对外交往经验时会发现，往往当我们越是过于突出政治话语的“中国特色”又缺乏必要的阐释，不被理解甚至被刻意曲解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新冠病毒大流行急速加剧了全球战略动荡，百年未遇的超级大流疫和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相互叠加并相互激荡,放大和加剧了国际体系中的固有矛盾,加速了已有的变化态势,也增加了国际体系由量变向质变“突变”的风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以全面、辩证和发展的眼光认识当下中美关系的特性，旗帜鲜明地反对一些美国政客对中美关系“新冷战”的设定和误导，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力，坚决不陷入一些美国政客挖下的所谓“中美（西）意识形态战略对抗”的陷阱。同时，我们应聚焦疫后如何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建中美竞争合作的新议程。

战略竞争非“新冷战”难以形成对抗阵营

当下中美两国总体处于一种“不对称的战略竞争”关系之中。

之所以称为“战略竞争”，一是因为中美竞争关系是由冷战后国际权力扩散转移引发的大国结构性竞争。国际权力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向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扩散转移，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复兴的戒惧，推动了美国对华由“交往”战略向“全面竞争”战略的转变。二是在于中美竞争关系带有日益明显的制度与模式竞争的色彩。中国复兴及背后所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成熟和自信，相对应的是新世纪以来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流弊不断及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衰败，美国人的“制度自信”严重受挫。

之所以强调“不对称”，一是中美之间认知的不对称。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政客对中美关系“新冷战”的设定，一方面中国既无“埋葬”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也无向外“移植”“输出”中国制度模式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中国不认同中美竞争的本质是霸权争夺。尽管中国认为，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需要改革和完善，从而更合理地反映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利益诉求，但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建设性的改革来完善现有国际体系。

二是中美之间政策手段的不对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推进对华战略竞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中国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主要是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效能的竞争，主要靠经济协调发展、科技持续创新、国内治理体制机制日益完善等来提升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能级。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一场以击倒对方为目标的拳击赛，而更像一场马拉松赛，主要考验自身耐力、意志及战术配置。

三是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不对称。美国目前比中国拥有更大的力量优势，包括军事优势、经济科技优势、联盟优势。

四是中美之间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对称。现在美国在特殊的大选背景下，疫情蔓延、经济衰退叠加，导致国内政治生态高度不确定，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极端化和冒险性前所未有。更长时间看，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党争恶化、政治极化加剧等局面难以改观，美国非理性的国内政治绑架对华决策态势或将长期存在。相对于美国，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中国对美政策也保持着更高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总之，中美战略竞争不是“新冷战”，因为中国对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选择同样至关重要，对此我有充分信心。一是因为中国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新冷战”，继续保持定力和耐力，保持与美国各界交往及合作的势头。实际上，由于中美多年来形成的复合的利益交融格局，双方都无法承受长期对立的代价，反过来会制约中美爆发“新冷战”。

二是因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不会轻易“选边站队”，只要我们坚持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继续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关系，世界上就难以形成美国政客所希冀的中美两个对立对抗的阵营，美国政客们也就难以在国际上通过举“对华新冷战”的旗帜来实现“合围”中国的目的。

西方身份认同危机非仅“外部敌人”所致

在全球抗疫中，中国援助展现出的责任感与领导力为整个西方所瞩目。有观点认为，这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强化了西方世界的身份认同。甚至有人因此推断，布热津斯基等美欧战略家所推崇的“大西方”有可能趋近成为现实。但我认为，下这个论断过于自信了。因为所谓“西方”的身份认同危机，绝非仅仅因为“中国因素”的外因所致，也难以通过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来重建。

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西方”和“大西方”的范畴是什么？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究竟是一个地理的范畴还是一个文化的范畴？或是一个制度的范畴？在欧美一些战略家心目中，如果“西方”仍然指传统上以欧美为主体的地理文化范畴，那么“大西方”概念显然是按照价值观和制度认同的范畴来界定，应该包括亚太以及拉美许多信奉自由主义理念和制度的国家。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导致“西方缺失”的驱动力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欧美人谈论“西方缺失”时，显然也注意到了比特朗普个人更为长期和深层的原因。现在西方社会的认同危机，主要涉及宗教、文化、种族、治理机制等意义上的西方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讨论焦点集中在技术、人口和全球化层面。

比如技术问题对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理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叠加大数据，正彻底颠覆人类的生活方式。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提出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使得普通人“既没有自由又没有平等”的担心日益成为现实，这是西方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人口结构是另一大问题。欧美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压力，需要吸引外来人口平衡人口结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地区的外来移民问题随之突出。那么，以基督教为基础、以白人种族为主体的西方人及其生活方式界定的西方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方式，还能不能存续下去？这是西方社会的另一个集体焦虑。

此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制造业流失和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也在西方社会引发激烈讨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西方社会目前尚未形成共识。

因此，西方的认同危机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但以内因为主。某种意义上，西方实际更担心来自内部的“敌人”。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届政府来说，“内部的敌人”在政治议程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强化“外在的敌人”对吸引选民来说更为简单。

但是，看不到上述“内因”对西方社会认同的冲击，仅仅依赖所谓“外部敌人”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进行标签化、政治化的对立，也许可以一时激起民众对所谓“外来敌人”的恐惧，却无法成为重建西方共识和认同的长期黏合剂，更不用说要凝聚起“大西方”的集体认同。

对外交往抓“公约数”创新中美合作议程

要格外关注的是，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严重冲击了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力的“第三波现代化”进程。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团结一致尽早平息疫情，止住世界经济下滑趋势，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能化压力为改革动力，以新发展理念提升自身产业能级和经济结构韧性，那么，不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可能较长时间陷入低迷,本世纪以来国际权势“东升西降”的变化格局可能因此改写，而且将导致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全面逆转。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思考后疫情时代的定位时，我们可以定位中国为一个不断成长、为维护国际秩序和平稳定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其中的关键词，还是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是第一要务，可持续发展议程更是我们对外交往中重要的“公约数”。

眼下，新冠疫情使得人类可持续发展又到了不进则退的临界点。联合国正倡导国际社会以“超越复苏”的前瞻式举措“化危为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迈入新阶段。联合国在成立75周年之际，其主要机构连续发布报告，呼吁国际社会以及各经济体中的全体利益攸关方携手合作，共建一项强调“人本”而非“物本”的新社会契约。这些主张，同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创新发展议程，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新发展观为指导的高质量发展理念有着众多共通之处，是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着力点，也是新时期创新中美合作议程的聚合点。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两年多来，中国政府按照《国别方案》指标要求，在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平衡推进落实工作，取得诸多早期收获，并向联合国等国际社会推荐了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中国典型案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我们也看到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打压和污名化现象比较多。对此，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阐释中国“高质量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制度意义，找到更多与当下国际社会发展理念共通的契合点，创新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议程。对此我们是有充分信心的，毕竟，中国的发展成效有目共睹，中国的“发展故事”及其背后的知识和价值提炼也为国际社会所期待。

当然，如果学会用国际通用的概念讲我们的故事，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结我们的对外交往经验时会发现，往往当我们越是过于突出政治话语的“中国特色”又缺乏必要的阐释，不被理解甚至被刻意曲解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因此，善于在国际交往中运用“融通概念”，并共同创造更多新的“融通概念”来阐释我们的发展理念和独特的发展故事，不仅是我们各级领导，更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智库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此外，对外交往是一门艺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非常重要。

编者：本系列特刊共刊载21篇，今日告一段落，感谢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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