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秘密电报

陈福康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先生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发表他在抗战期间的日记。由于主要内容与他在劫中抢救图书有关，所以就取名《求书日录》。1945年11月13日发表的《求书日录》，记述了1940年1月4日的事：

“傍晚，蔚南来电话，说某方对他和我有不利意。我一笑置之。但过了一会，柏丞先生也以电话通知此事，嘱防之。事情似乎相当的严重。即向张君查问，他也说有此事；列名黑单里的凡十四名，皆文化教育界中人(此十四人皆为文化界救亡协会之负责人)。予势不能不避其锋。七时，赴某宅，即借宿一宵。予正辑《版画史》，工作的进行，恐怕要受影响了。夜梦甚多。”

这里提到的人和事需要作点解释。蔚南，姓徐，作家，曾参加郑先生领导的文学研究会，当时是世界书局的编辑。某方，指敌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柏丞，即何炳松，著名爱国人士，当时郑先生任教的暨南大学的校长。张君，可能是张叔平，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张百熙之子，在敌伪机关里有“朋友”，消息灵通。《版画史》指郑先生当时编著中的巨著《中国版画史图录》。从这天日记可知，当时“孤岛”后期的白色恐怖非常紧张，他被迫离家避难。第二天，1月5日，郑先生又记：

“西禾至某宅访予。他知道了这事，连忙来慰看；……访予同……偕至锦江茶室喝茶。予云：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予同云：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这是达观之论。”

西禾，姓陈，作家。予同，姓周，著名史学家，暨南大学教授。郑先生与周先生的对话，至今读来令人肃然起敬！过了几天，1月8日郑先生日记又载：

“晨起，回‘庙弄’一行。几天不曾回去，仿佛隔了几年，情绪有点紧张，也有点异样。一推开门，家中人声嘈杂，正在纷纷议论。一见我回来，争来诉说，方有巡捕十许人，押一青年人至宅，说曾住此处。其实，并不认识其人。纷扰数刻，刚刚离去。予匆匆取应用之物若干，即出。有满地荆棘之感。‘等是有家归未得’，仿佛为予咏也。……夜，仍住某宅。”

“庙弄”是静安寺边上的一条弄堂，郑先生的家就在这条弄堂里，（非常可惜，这个郑先生在沪居住最久的故居现在已被无知无情地拆除了！）“等是有家归未得”，唐代佚名诗人名句。1月9日，郑先生又记：

“赴校办公，无异状。作致菊生、咏霓二先生函。午后，杨金华带了《版画史》的锦函来，函尚潮湿，即将书签贴好，尚为古雅可观。访家璧，见他正在校对我所写《谈版画之发展》一文。箴有电话来，说，外间情形很紧张，以少出门为宜。”

这里的“校”就是暨南大学。菊生，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咏霓，姓张，光华大学校长。当年郑先生与张菊生、何柏丞、张咏霓，都是为国家抢救古籍的秘密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同志。杨金华，中国书店（一家旧书店）老板。家璧，姓赵，良友图书公司编辑。此文后发表于本月《良友》画报上。箴，高君箴，郑先生夫人。

多年前，我撰写文学传记《郑振铎传》，就根据上述日记写了一段，也引用了这句唐诗。有朋友看了后，“夸奖”我用小说诗词手法，写得生动。我连忙声明，这完全是根据郑先生《求书日录》写的，绝无“虚构手法”。但朋友就是不信，说怎么会这么巧，敌人正去搜查，郑先生刚好就碰上却又逃脱了？朋友还说，《求书日录》不是后来整理发表的吗，既然并非原始日记（陈按，此一原始日记今未见），会不会郑先生在整理时作了“艺术加工”呢？我不同意他的这一说法，但却说服不了他。

后来，我查到郑先生逝世后，吴晓铃曾在1961年《北京文艺》上发表他摘抄的《西谛日记钞》四则，其中包括上引1月4日、5日两天原始日记。经对照，只是文字略有修润而已。我又读到郑先生老友王伯祥的日记，就在郑先生逃脱敌伪搜查的1月8日那天，王先生就记道：“午后予同、振铎来。谈近日沪上诸鬼魆状。”其时郑先生就必然会谈到自己上午的遇险。

如果说，上面两个还不算什么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下面一个就绝对是无话可说了：就在第二天，1月9日，香港的《大公报》上竟然有这样一条短短的消息，题为《沪暨大教授/郑振铎寓所/被日宪兵搜查》：

“【上海九日零时五十九分发专电】沪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住静安寺路庙弄，八日有日本宪兵光顾搜查，结果无所获而去，时郑适不在寓所。”

请注意时间，那是凌晨啊！那就绝不是电报局（人家早就下班了），而是秘密电台发送的。郑先生自己是绝无电台的（不然他当年为国家秘密抢救古籍就可以用上了）。那说明，这极其危险的一幕竟然有人就近在暗中看到了，并当夜向香港的报社发了秘电，将之公之于世！而香港报纸上的这一报道，郑先生自己应该是不知道的，而且他一辈子也不曾知道，不然他会在文中提到。而当时在香港的郑先生好友如许地山等人，不知道注意到这条短消息没有！只是电报中说那是“日本宪兵”，而郑先生说是“巡捕”，也不知何者为是。

永远不要忘记啊，八十年前，外寇入侵的年代，我们的前辈是怎样生活和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