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可敬的阿娘

谢昕炜

延安初级中学八（6）班

我的爸爸妈妈工作繁忙，平时白天没有时间来照顾我，可又不放心，外婆住得远，所以这个重担便落到了阿娘的身上，所以可以说阿娘是我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最亲近的人。阿娘对我来说是可亲可敬的，她矮矮的，胖胖的，头发剪得比耳朵还要短，带着点微卷，眼睛一直笑嘻嘻的，一笑起来皱纹便悄悄顺着松弛的皮肤爬上眼角，嘴巴也就紧跟着咧了起来。阿娘属狗，我也属狗，她常常笑着对我说，她是大狗，我是小狗，大狗在白天就是要保护小狗狗的。

小学的时候，每周五的晚上我都要去少年宫学习舞蹈——学的舞蹈动作早已忘却，一直记着的是每次出发前，阿娘都会盛上满满一碗全是排骨的排骨土豆汤，我一边快马加鞭地吃，她一边不紧不慢地帮我扎麻花辫，头发老长就是不肯剪，她经常一边扎一边说：“成成你的头发那么长，编起来要到腰嘞!你是不是在舞蹈班里跳白毛女的啊？”我那时太小，不懂白毛女是什么东西，“哎呀，不就是那个小姑娘喜儿么！”随即唱道：“人家的闺女有花带，你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随后声音越来越小，也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了。每次暑假也都和我躺在席子上，开着空调，和我讲着白毛女的故事。对那时的我来说那故事还是太深奥，经常讲着讲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但还是牢牢记住了“扎红头绳”和“北风吹”这两首歌。等到稍稍大一点的时候，我看了白毛女的舞蹈演出，再想起儿时的回忆，不禁感到可笑而又感动——可笑是指这么高精度高力度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对年幼的我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感动则是就算她明知我几乎完全做不到，但是仍然坚信那小可怜的几率，可能是她心中年轻的舞蹈梦吧。

阿娘祖籍是温州瑞安人，有的时候会教我几句温州瑞安话。她掰着手指头，表示各种数字，比如一是读“呀”，二是读“嗯”，三是读“嗖”，四是读“斯”等等，读音和普通话完全不同。当时年幼的我不知道温州话可以说是比中文本身还要困难复杂的区域性语言，我能够说几句，能够听懂几句，也算是有小小的收获和心得的。

阿娘热衷于看美食和养生节目，但就算是在如此庞大的烹饪知识的熏陶下，阿娘烧的饭大部分时候实话实说，非常难吃，有时会令人不禁疑惑不已，到底是经历了什么过程才会变得如此奇妙甚至大脑都为之震撼的菜。但即便如此，在那么多奇妙的饭菜里也是有一些可以令人流连忘返的。我记得很清楚，在小时候的暑假里，阿娘教过我怎么做可丽饼，做好以后摊上新鲜的苹果丁，可丽饼的香甜配上苹果脆脆的口感，还是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吃完可丽饼，就躺在席子上，给我讲她新编的故事，还有已经重复上百次的小老鼠去工厂偷东西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尽管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是我仍然会睁大眼睛问：“然后呢！”一旦与我听过的情节不匹配，也会叫着打断道：”错了错了！”阿娘会嘬口手上的大头盐水棒冰，笑着对我说，：“那你给我讲吧！”我就会兴致勃勃继续接下来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对她有一些话而感到不耐烦——阿娘是一个很啰嗦的人，这点全家人全票通过，和她说的话也渐渐减少了，基本都是她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嘟嘟嚷嚷，而这次新冠疫情更是让见面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减少，阿娘也每天打电话来，就为了和我说说话，听听我的声音，有时候我也会感到自责，自责自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对她不耐烦，不肯多说一句话，并且在小学和初中的时间里，我从未在任何作文中写过阿娘，倒是外婆外公常常出场，在种种心情的驱动下，让我写下了这位令我可亲可敬的老人，这位伴我成长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