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父亲韬奋的足迹

◆江曾培

邹韬奋先生是现代新闻出版业的一面光辉旗帜。韬奋女儿邹嘉骊1984年离休后，“离”而未“休”，一直为搜集、整理韬奋的遗著而作不懈地努力。先行出版了《韬奋著译系年目录》，随后编了《韬奋全集》《韬奋年谱》《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和纪念集《忆韬奋》等，其中《韬奋全集》14卷800万字，规模宏大，凝结了她与韬奋纪念馆同仁们十年的辛勤劳作。

有人可能以为，整理出版前人的遗作，作品是现成的，“拿到篮里就是菜”，不会太吃力。实则不然。“菜”，有的是明摆着的，有的却“踏破铁鞋无觅处”。韬奋的文章，多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多家报刊发表，是投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标枪和匕首，为躲避当时的文章检查，他的署名经常变换，有的则不署名。现在要把它们一一收“全”，要以大海捞针的精神，广泛而细致地查找。

有人告诉嘉骊，孤岛时期《上海周报》上有韬奋的文章。嘉骊想，其时，父亲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重庆等地的生活书店五十几个分支店遭到查封，韬奋由重庆秘密出走香港，根本不在上海，怎么会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呢？她对这一线索没有轻易相信，也没有轻率放弃，而是以严谨踏实的态度深入进行调查。她到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了全部102期《上海周报》，结果，在1941年4月26日第三卷第十八期上看到韬奋离开重庆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舆论的力量》。原来，此文在重庆被国民党审查扣压，后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被《上海周报》转载了。

认真整理前人的遗作不是所谓“剪刀加浆糊”那么简单，它既要深入广泛收集材料，又要认真分析甄别资料，还要精心进行编辑注释，规范出书版式等。为人做事既要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埋头苦干；又要高屋建瓴，观点鲜明，取舍得当。嘉骊在收集编撰父亲的遗著中，正表现出了一个优秀编辑家的风范。近日，她出版了《我的文字生涯——循着父亲韬奋的足迹》一书，集中写了她系统整理父亲遗作的情况，情满于纸，可读而耐读。

在《我的文字生涯》中，嘉骊说，她之所以能在离休后30多年不顾多病之躯，埋首资料堆里，爬剔梳理，不断克服困难，耐心而又细心地为收集整理先父遗著而努力，是为了在全社会更好地保存和发扬韬奋精神，同时也由于韬奋临终遗言“不要怕”，激励她在困难中不畏惧，不退缩。现在看来，《韬奋全集》等系列著作的编辑出版，在使全社会更好地了解韬奋、认识韬奋、学习韬奋的同时，也使嘉骊更好地走近父亲，更好地循着父亲的足迹前行。

嘉骊与学工程、气象的两位哥哥不同，从小就爱好文学，韬奋在临终遗言中特别提及，要注意教育培养。嘉骊成年后即进入出版部门工作，读书、卖书、校书、编书，像她父亲一样，一生都在用笔为人民服务。我于上世纪70年代初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她成了同事。我曾和她一起到四川绵阳，与作家克非商谈长篇小说《春潮急》的修改问题。此书后来获得文学史家好评，责任编辑嘉骊是有贡献的。随后，她还责编了一些佳作名著，包括巴金的《寒夜》。嘉骊继承了作为出版大家父亲的优良传统，编辑工作常闪烁着可圈可点的亮点。而离休后三十年推出的韬奋遗作，系统、完整、准确，更是做了前人所未做，弘扬了极为珍贵的韬奋精神，可谓“卅年辛苦不寻常”。

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创作了400多首诗歌，但由于战乱连年，原稿没能流传下来。他的女儿蔡文姬从匈奴归汉后，凭着记忆把父亲亲口教她的400多首作品记录下来，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我读《我的文字生涯》时脑海里突然有个联想，觉得嘉骊与韬奋的父女关系，在相当程度上类似文姬与蔡邕的父女关系，都是女儿在父亲精神的哺育下茁壮成才，而女儿又为保存传播父亲的遗著和精神遗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嘉骊赠书，我读后的第一个感想就是把这两对相隔近两千年的父女联系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