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婷
上世纪90年代,我来杭州上大学不久,同学介绍我到一户人家做家教。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他陪同我,由他的朋友带路,三人骑着借来的脚踏车赶至目的地。临上楼梯时,他提醒我说,用双手搓一搓脸,去去寒气,表情会自然一点,边说边为我做了示范。他是个寡言的人,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如这个寒冬暮色里陪我踏入社会第一幕时一样,他总能用短短几个字瞬间温暖我。寒夜行车、逆境行路成为生活常态时,我慢慢学会用“自然的表情”去应对,应是源于他的提醒。
家教的主人给了我一辆脚踏车,方便往返。一个周末,我心血来潮,骑上它飞驰而向临安。
那时,妹妹在青山镇临安越剧团的培训学校学习。那一次我骑行多少小时,已记不清了。在没有导航,也没有电脑可事先查询路线的情况下,完全凭着坐大巴时留下的路径记忆,在暮色四合时我终于准确到达了妹妹的学校。她正好和同学一起拿着饭盒准备去吃晚饭,见到我时的那种惊讶自是不言而喻。而我一想到第二天还得原路再骑着脚踏车返回杭州时,真心感到自己是个大傻瓜。
后来,我骑着这辆脚踏车载着妹妹参加了杭州市艺校招生考试的笔试。她进艺校读书后,我又骑车带着她一起去过一趟灵隐寺。因为先到武林广场拍照留影,骑行到灵隐时,大雄宝殿已经关闭,我们只在飞来峰下驻了驻脚便返回了。那天的合影里,妹妹黑瘦,我青涩。
第二学期,新换的家教主人也供我一辆脚踏车往返,是我骑行过的第一辆也是唯一一辆山地车。在城里,山地车并没有用,却因价格比一般脚踏车贵许多,每次骑它出门时,我都惶惶不安,唯恐被窃。如此次次怕丢车次次侥幸了一个月后,到了我可以拿首月家教费的日子。那天,我特地把车停在主人家的门口,辅导结束后,车却偏偏不翼而飞了。主人拿出了购车的发票,结算了课时费,结果我还得再补他们200块钱。我不敢和父母说这事。原本是想自立,反倒增加负担,这样的事情怎么说得出口呢!那一晚,身无分文,我只能从延安路步行回到杭师院。一路行走,沉重的不是步子,而是从哪里去找这200块钱……
自1994年参加工作后的14年间,我先后买过14辆脚踏车。偷了再买,买了再被偷,直到大街小巷各种共享单车成患,没人要偷为止。这期间,我骑着脚踏车从城北石桥到城南古籍书店、西湖边外文书店、杭大路的三联书店,为“书虫”同学一路寻找一本线装本《庄子》;载着我喜爱的女学生,领着六七个男生,从石桥骑行到七堡看钱塘江潮水,各种各样的拥挤纷沓之后,终于第一次且唯一一次看到了一线潮;2000年9月后的近三年时间里,我每天用脚踏车载着女儿上幼儿园,放学时接她到单位,下班后再载着她回家。她啵咯啵咯说着话,一会儿就声音小下去了,小脑袋便随意耷拉。我一手托着她的脑袋,一手把着车龙头,边骑行边叨叨“马上到家咯,马上到咯……”
至今爱骑脚踏车,飞车已经成习惯。这些年来的骑行经历,有的成了“每一次”,有的成了唯一的一次,不可复制,无法重来,无论好坏,皆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