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三星堆 如何保万全

◆4号“祭祀坑”内出土的玉琮

2号“祭祀坑” 出土文物 ①铜鸟 宽19.2厘米高34厘米

②金面铜人头像通宽19.6厘米通高42.5厘米

③青铜神树树干残高359厘米通高396厘米

④4号“祭祀坑”内出土的丝织物残痕

⑤5号“祭祀坑”出土的象牙雕刻残片

⑥6号“祭祀坑”发现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 本版图片新华社 发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宽大耳朵，硕大夺目的黄金面具残片；或整体雄浑大气，肩部饰兽首、鸟首的大口尊，或保存完好，纹饰精美，形制稀罕的方尊；还有玉质细腻、磨制光滑、质地坚硬，却没有纹饰的玉琮；更有位于灰烬堆积之中三千多年前的“麻花状”纺织品痕迹……时隔35年，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再醒惊天下。

这背后，是考古人几十年来的坚持和追寻，是一次有“万全”准备的科学行动，是全国34家科研单位集体攻关。这背后，也有一支来自上海的团队——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除了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外，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组建的专业团队也开始陆续入场。其中，上海大学团队主要执行3号坑的发掘工作，这也是截至2021年3月，发现器物最多的一个祭祀坑。“本轮直播23号正式结束，但仍有团队在现场等候新发现；按计划是6月份和9月份会有第二三轮直播，不排除有重大发现会临时直播。”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博物馆理事会理事长、资深文博专家段勇，今天上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科研式考古

在这轮直播中3、4号坑令人瞩目，5号坑也因出土了金面具备受关注，“这次新发现6个新祭祀坑，迄今各坑的发掘进度并不一样，3、4号坑已全面进入器物提取阶段，5、6号刚进入器物层，7、8号坑还在发掘填土。”段勇继续说道，“下一步，3、4号坑的出土文物将进入检测、保护、修复甚至部分展示阶段，其他坑的发掘也会渐入佳境，特别是8号坑，面积最大，可能会成为后面直播的颜值担当。”

1980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就使用了直升机航拍，并采集了木炭标本送社科院测定具体年代，这在当时极具创新性。“这次发掘，从理论到方法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堪称当今国内乃至国际科技含量最高的考古发掘。”段勇骄傲地说。一般，比较重要的考古发掘都会建大棚，用于遮风挡雨防尘，“而这次在大棚内每个坑上还建有考古发掘舱，要求恒温恒湿，以更好地保护刚出土的文物，而且在舱内集成了大量探测、拍摄、扫描、升降等辅助设备，能帮助我们最大程度记录和还原祭祀坑的真实原貌。”据了解，发掘舱以隔热防紫外线双层玻璃修建，封闭平台内安装了温湿度调控设备，能够确保该区域温度控制在20℃至25℃左右，湿度波动不超过5%。而出土文物的保护预案，分别按金器、青铜等不同类别做了10份，有的放矢争取能够应对各种情况。“在大棚内发掘舱附近，还有考古实验室，承担各种有机质和无机质文物的检测和抢修，这改变了过去考古中发掘与保护相互脱节的普遍现象。”

从直播视频和新闻照片中，我们看到，考古发掘人员都是身穿防护服，“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真正的科研式考古、精细化考古。不用说器物，就是对坑内填土、灰烬，都是分区、编号、装袋、送检，不放过任何一点有用信息，帮助我们尽可能全面深入了解当时的环境、历史、文化。”他还告诉晚报，上大师生团队长期在前方的是1至2名老师和2至3名学生，“我校徐斐宏、李明斌、张童心、徐坚、魏峭巍、郑晓蕖等老师都先后参与过这次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根据需要再派师生增援或轮换，因为祭祀坑很小，其实容纳不了太多人，而且考古发掘是技术活，慢工出细活，不能靠人海战术。”

青铜看门道

“我最喜欢的是顶尊跪坐人，和一个坐在青铜方座上的青铜人，它们不仅是器型极为罕见，更关键的是，这两个人一跪一坐，很可能是当时三星堆社会不同等级的代表，研究它们有利于我们更好认识三星堆文化。”聊起刚刚“破土”的文物，段勇饶有兴致。

五百余件新鲜出土文物中不乏玉石器，但黄金面具和青铜器依旧最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玉石器是典型的中华器类，但是青铜器的确比较特殊，一是它反映时代和技术水平，世界范围都有一个青铜时代，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而中国的青铜时代虽然不是世界最早的，但却是最辉煌的之一，因为它与中华传统礼制紧密结合，超出了日常生活用品的范畴，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技术水平和典型文化特征，所以中国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段勇阐释说，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直观体现在其青铜器上。

他进一步谈到，三星堆遗址的性质，是蜀地本土文明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与包括中原、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发生密切交流融合，同时可能存在与南亚和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次大发展，“打个比方就类似改革开放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影响一样。”深耕文博考古数十年，段勇特别强调说，中华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原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重瓣花朵”结构是夏商周逐步确立的，在此之前是呈现“满天星斗”形态，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即是证明。“三星堆文化属于过渡阶段，既受中原和长江流域其他文化密切影响，比如青铜罍、尊的器型和纹饰，也与更远地区有经济文化交流，比如金权杖、金面具，更有自身独特特征，比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等。我认为，三星堆文化进一步印证和丰富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涵，是人类文化多元、交流的生动体现。”

欣喜与遗憾

青铜之外，段勇特别提到了那一段3.8×3.1毫米的平纹的丝织物残痕，唯一遗憾的是，因为实物实在太小且已朽化，无法分清究竟是丝绸中的绢或者绮等更细的种类。但段勇还是骄傲地说，三星堆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很重要，“因为丝绸是中国古代重要发明，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曾经长期是中国的大宗外贸商品，丝绸之路即以此得名。”传说黄帝之妻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嫘祖就是蜀地之人；大禹治水时，巴蜀均执玉帛去参与盟会；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阿富汗也见到蜀地经印度贸易过去的蜀布；在新疆发现的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护膊更产自成都；而且四川老官山汉墓就出土了汉代织机模型……“蜀地一直有很多关于丝绸的传说、记载和发现，有可能是丝绸的主要起源地，至今也仍是丝绸重要产地之一。”

另外，三星堆遗址此次出土的牙璋和玉琮也值得关注。“因为都是典型的中国古代文物，是中华文化代表性器类之一。”最早的牙璋出现在二里头遗址，迄今在西边陕西，东边山东，南边香港和境外越南都发现了牙璋，“三星堆1986年那次也出土了牙璋，而且明确显示了牙璋在三星堆的使用方式，非常重要。”这次4号坑出土了玉琮，玉琮本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在三星堆发现，再次证明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不过，考古发掘是拼图，是解谜，哪怕做足完全准备，仍会存在未知因素考验考古人员的能力。比如，这一次仍旧没有发现文字。“有没有文字的确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对于古代社会，文字就像钥匙，能帮助我们直接登堂入室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如果没有文字，就只能通过遗址形态、层位关系、器型组合、器物纹饰等等因素来完成拼图和破译密码。”一般认为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那时中原已经有了甲骨文和金文，因此学界期待与中原有密切联系的三星堆也能发现文字。

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新发掘才刚刚开始。三星堆时期的农业生产体系和手工业生产体系究竟如何？为何能够支撑起一次又一次奢华的祭祀？精美的金面、青铜和玉器的原料究竟源自何处，如何运输到三星堆？古蜀国究竟有没有文字？凡此种种，相信我们的考古科研团队会继续追问，不断探究，找寻解答。

（本报成都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