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挽联

李大伟

旧时代，灵堂里多的是挽联。吊唁者早早到场，背手绕场欣赏挽联，或摇头吟哦，或点头称是。追悼，往往是一次对联PK，一次披麻戴孝的雅集。

徐懋庸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一看就知道生前关系远近疏密，还有无法挽回误解的一声叹息。

那时的挽联，再伟大的人物，没有评价，只有精句。看官如果以为那是风雅人士所为，那咱挑个其他的人群。

蔡锷死后，风尘女小凤仙的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小凤仙无此才，当然有操刀弄墨者。

相比军人，军阀最烂，对吧？但吴佩孚五十寿，寿联至今不朽：“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呼风唤雨，横槊赋诗，舍我其谁，跃然纸上，相比之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些空乏，有些恋栈，又力不从心。目空一切的吴大帅见之大喜，赏大洋五千，受者乃凭借虚构“衣带诏”、广受华侨财礼的康有为。到了撰联者六十时，叶恭绰献寿联：“历劫不磨，度人间世；上寿无疆，为天下春”。为天下春？吹捧有些过了，寿者多辱。到了七十，弟子梁启超的寿联虽太过牛气，但也还算实事求是：“述先圣之玄德，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殇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那个时代，红白喜丧，必须赋以对联，没有文化包装，就是行尸走肉。但凡场面上兜得转，标配：“一手好字、两句联语、三两老酒、四季衣裳”。

改革开放后，外地城市还有撰联遗风。这些城市有个特点：外语还未流行，国语尚未流行，土话属于市民交际语。二十多年前，我经过汉口，在前进路上有家恒信商行，悬挂对联作幌子：“生生息息尔我均安，变通实物得实惠，我当成人之美；熙熙融融有无相济，盘活资产获资金，君解燃眉之急”。一看就知道这是近似当铺的融资机构。相比银行，当铺最俗，有了对联，就冠冕堂皇，光芒四射，令过往者驻足仰视，印象深刻。如今没了对联，多了倒着的福，相当于灵堂里的标语：永垂不朽。

三十多年前的春节，我到太原，家家户户挂春联，企业大楼的春联从楼顶垂下。出了城，路边的补胎修车行，也有对联：“抓贪官，除路霸，革命尚未成功；筑大桥、修通途，同志还需努力”，横批：补胎打气。俏皮中点出主业，至今不忘，这就是文化的美丽：《教我如何不想她》。

过去的挽联是创作，不仅字要好，还要内容好、立意巧、角度刁，敬献挽联入灵堂，好比参加盛会选时装，不能撞衫。请人代笔，好比参加婚礼，请裁缝做艳装，必须彰显个性。身材好的旗袍，年龄大的绣花，已发福的披风，头发稀的戴帽。倘若一式红袄，好比现在的挽联，都是“永垂不朽”，那是风干腊肉！

当年一连三位开国元勋陨落，收音机里隔三岔五播放哀乐与悼词，悼词的最后一句：“永垂不朽”，就像感叹号。老百姓误以为“永垂不朽”是追悼会上的标配，于是，以后追悼会，不分贵贱，挽联总是“永垂不朽”。

其实，大多数逝者隔天就被多数吊唁者遗忘，“永垂不朽”这顶大帽子戴在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身上，真是反讽。搭界口伐？生吞活剥，就是不动脑子，一副死腔样子，毫无生气，还不如追悼会灵堂里苏北人的工会主席的“三件套”告别辞来得生动活泼——

先“难过三分钟”（默哀三分钟）；接着“望望死样子”（瞻仰遗容）；最后让我们一起“三哈子”（三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