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昌
老家的拔秧有三个苦:一是时间早,都在凌晨一两点钟,对母亲来说等于刚睡下就起身;二是蚂蟥叮,浸水的小腿上能叮上五六条,条条都是喝血的主儿;三是飞虫咬,飞虫钻进头发,专门咬头皮,先让你痒,后让你痛,但母亲似乎没感觉,每个凌晨按时去,一半是为队上立秋前插播好秧苗,另一半是为自己得个一等的工分,工分到年底结算就是钱。我有时也去。我到秧田的时候,母亲至少已经拔了半个小时。但我感觉,去了,就是听了母亲的话,就是怜了母亲的苦。
走近田埂,听见一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急促、忙碌,那是秧苗拔出、出水、扎把、移动的声音,也是手、秧、水混合的声音。母亲看见了我,压低喉咙喊:在这里哎。母亲的一声喊,再暗的地方都是明亮的。我挟着矮凳,一脚水、一脚泥地跑过去,放好凳子,一屁股坐下,双手就往秧苗伸去。母亲叮嘱,开头拔,不要把力气用光。我说嗯,但心里没有听进去。我记着母亲说过的话:力气是潮水港,今天去了,明天就会回来的。
拔了一个小时,秧田里各种飞虫被赶了出来,它们发怒了,直扑你的头顶,只咬你的头皮。我的头顶开始发痒,起初痒一处,后来整个头顶都痒了。我开始用手抓头皮,飞虫像是受到了攻击,干脆大口大口地咬我了。母亲正告我,越抓越痒,别抓。可我哪里熬得住,就是抓,最起码抓的时候是不痒的,但不抓后更痒。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身,跺起脚,抓抓头皮,拍拍头顶。母亲望了望我,想说什么,后来抬起手,在头顶上划了几个圈,那意思我明白,回家去好好洗一洗头。
我转身跑时,听见母亲说:儿子,跟着受苦受难了。
那一年,我才十三岁;十七岁后,我再也不拔秧了。
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冷。早上,父亲对我说,今天跟我做生活去。父亲是泥水匠,泥水匠的工作是造房子,造房子要砌砖,那活儿一是在露天的地方,二是与烂泥、黄沙、石灰打交道,我行吗?我去了,到了地方,看见每个父亲的身旁都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我从他们砌墙的动作里,无助的眼神里,感觉出他们已经学了几个月了,习惯了冰冷,习惯了木然。看着,心里就害怕,害怕自己学会了泥水活,做一生一世的泥水匠,在露天里站一生一世。
父亲把一副手套扔了过来,我戴上手套,接过一桶泥,拿起一块砖,将泥刀上的烂泥涂上去,先左后右,先前再后,共四次,有时五次、六次,才将泥涂于砖边口,然后将砖头放到墙上,摁住,再用泥刀刮去泥浆,看看砖头是否齐整,不齐整,再用泥刀敲敲。如是反复。手套很快就坏了,接着左右手调换着戴,不多时,手套又坏了。那时,北风呼呼地吹,鼻清水嘶嘶地流,也不敢擤鼻涕、擦鼻子。那个狼狈的样子,不知还有没有半点尊严?
回家了,父亲说快洗手去。水槽处,十只手指伸出来,一看,十只手的表皮都碎了,露出鲜红的嫩肉,血丝在慢慢地溢出来。母亲看见了,一声惊呼,一脸恐惧,一把眼泪。母亲舀来一面盆清水,帮我清洗干净手指上的龌龊,用毛巾擦干,在手指上涂了一层又一层的蛤蜊油,又拿过干毛巾,将我的手包了起来,说今晚不能湿水,十指也不能握紧。父亲说,过一夜就好了。第二天早上,我看见手真的结皮了,有点喜出望外——不是因为我皮肤好,而是因为我可以继续戴手套了。
母亲面对着父亲,像是要商量什么大事。母亲说,你看看儿子这手,还是别让孩子学泥水活了,他不是泥水匠的料。父亲反问,不是泥水匠的料,是木匠的料?母亲说也不是。父亲继续说,别人家孩子都愿意学泥水活,我们家儿子为啥不愿意?母亲想想也是,儿子到了干活赚钱的日子,难道一直养着?她苦笑着对我说:孩子,你砖头可少砌一点的,我们不要大人的工钱,学到生活就行。母亲不知道,我砌墙时,根本不想这五块钱,我想到的是,我该如何保护好我的两只手。
五块钱工钱,两顿百家饭,为赚钱,为省钱,就这样,我做了泥水匠。
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想想,我每一次经历一种苦难,父母也都经受着另一种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