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行行止

读史老张

2月11日下午，忽闻曹景行兄去世，心头一震。早就听说他正患病住院，但我一直看他在发微信朋友圈，以为他会挺过来的。记得第一次加他微信时，他对我说，你要经得起我的“信息轰炸”啊……原来，他是一直把自己当作“通讯社”的。是的，我接收的不少信息，第一时间常常来自他的发布。对于我这个媒体人，他曾多次开玩笑道，我发的新闻，不比你所在的媒体少，你们是几百号人，我才一个人呀！2月7日，是他最后一次发朋友圈，我数了数，就在当天，他发的消息、视频就达五十多条！

曹景行是我的同班同学、班长，比我大十来岁。1978年考进复旦历史系时，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同学之一，大家都叫他“老曹”。不过几个调皮的同学，背地里都叫他“老家伙”——现在想来，那时他不过才三十几岁。我们班50个同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10个，其余都是历届生。这些历届生，大多来自工厂、农村，有的还是车间主任、生产队长（老曹好像就是黄山茶林场的一个机修厂的厂长），无论是阅历、知识面，还是为人处世，我们应届生都难以与之匹敌。在历届生眼里，我们是“小阿弟”，懵懵懂懂，啥也拎不清。

幸运的是，刚进校时，我与老曹同一个宿舍，他睡上铺，我睡下铺。虽然我们应届生对老曹“长期主政”略有怨言，但实事求是地说，确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老曹酷爱购书，他是带薪读书的，每月四十几块工资，大多用来买书，称得上是班里“富豪”。我们虽没有他“富裕”，却也爱上了购书。老曹说什么书好，我们就跟着去买，简直是“指哪打哪”。入学不久，老曹就开始通读《资治通鉴》，几乎天天手不释卷。我也依葫芦画瓢，特地赶到福州路上海书店，花三十块钱背回了整套《资治通鉴》。有一次，他不经意地向我透露，他家里有八个书柜。我听了大为惊讶：当年，上海人房子大多十来个平方米，普通人家不要说书柜，即使有一个书架，也算奢侈。这八个书柜，该要有多大的“豪宅”才容得下呀！

再比如，老曹喜欢听交响乐，常常一边看书，一边听交响乐曲。结果，寝室里很多同学都爱上了交响乐。1979年3月，小泽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沪演出。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一台破收音机，欣赏实况转播。后来我们毕业了，都成了交响乐迷，常常在音乐厅里不期而遇。我留校任教后，曾开设过《中国社会文化概论》选修课。在讲到中西音乐比较时，就带着一部录音机，让学生在欣赏中国古典音乐和西方交响乐时，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还有一位同学毕业后，居然开起了交响乐讲座——人家也搞不懂，学历史专业的人，怎么会讲起交响音乐来的？

那些年，每到晚上临睡前，我们六号楼223寝室里，经常开“卧谈会”。大多数时间，我是听众，老曹却是主角。他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同凡响、一针见血。后来我们寝室索性在班级墙报上，开了一个专栏：《223夜话》，受到其他同学瞩目。几个月前，我翻阅我当年的日记，有一条记录了老曹在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段趣闻——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上问：“哪位同学能否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何？”老曹回答：“它们的关系就像我们学校的夏征农和苏步青一样！”老师又问：“哪个是夏征农？哪个是苏步青？”全场一阵哄笑。但是，笑过以后，却能发人深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曹去了香港。每次回来，大学同学聚会，他说得最多的，就是近期看了什么书，遇到了什么人，或者内地书与香港书的比较。后来，他到了凤凰卫视，当上了主持人，频频在电视上露面。得知我离开复旦到媒体工作后，他颇高兴，说他在班里又多了一位同行：我们班同学，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媒体人吧！一次，老曹请我到宝隆宾馆吃饭，让我推荐记者到凤凰卫视，我还真为他推荐了人选。他说，你推荐的，我一定用！再后来，老曹名气越来越响，每每他在电视上出现，我就会指着电视机对同事和朋友自豪地说：他是我同学！不少人都不相信，这怎么可能？你不是在谈“我的朋友胡适之”吧？我不响。几年前，我在《1978年的“开学装备”》一文中，都不敢写老曹的全名，怕有攀龙附凤之嫌。

最后一次见老曹，是在2020年7月25日。那一次，我作为听众，在大夏书店丽宝广场店听老曹和金光耀兄畅谈《青春爬坡——从茶场到大学》。一开场，老曹就介绍了我的《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一书，并让我也讲几句。讲座结束后，老曹对我说，这个讲座要讲五讲，下一次，你也加入，我们三个一起来回忆复旦。题目就叫：“40后、50后、60后眼中的复旦”。后来，老曹生病，这个讲座没能继续开下去。但他的心意，让我一直心存感激。

现在，老曹走了！他的名字，终于融入了复旦历史。

让我们记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