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的诙谐与自嘲

程庸

多年前，应邀去英国杜伦大学，这天下午安排我与汉学家布朗做一个中英文化交流的讲座。我事先准备好讲稿，但压缩了时间提早结束。他是主，我是客，就想多听听这位名教授的发言。生性诙谐的他见我如此，耸耸肩，开玩笑地说，演讲时间不过半，不能算讲完。他笑着一手插入裤袋，走上来，我以为他走上讲台劝我继续，到了我跟前，他却踅回去了，接着口若悬河地谈起英国的诗人。学生们以为他左右晃动还在开玩笑，其实他已进入了司各特的《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的长诗之中，顷刻扮演起行吟诗人的模样，大家忍俊不禁。布朗边演讲边行走摆动，学生们的眼球跟随旋转，据说这能提神。而且他滔滔不绝，海阔天空，很有感染力，又人高马大，气场压迫你，想瞌睡也难。

晚上，我俩啤酒吧闲聊，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聊的话题很杂，谈兴甚浓。他是苏格兰人，因此对苏格兰的历史和古代民俗感兴趣。谈论历史是一种很好的反观自己的方式，历史使人轻微，一个人觉得自身渺小了，幽默感就会生发。他列举了几位喜欢收藏的英国作家，爱看他们的古色古香的没落旧贵族的生活史。我自然不便打听，他是否有着与最后的贵族类似的生活背景。他时常翻译古今汉语作品，享受方块字与字母的转换，翻译是对感兴趣的故事通过母语来一次亲历。然后聊到我的写作，他正在翻译我的小说。之前他读到了我写旧上海贵族后裔的故事，这故事是通过对一件祖上的瓷器遗物的追踪来实现的。他让朋友转告我，他想翻译这个小说。我有点意外，这只是泛泛之作，难有好的销售，不值得这样的名家来重视。朋友解释道，布朗的翻译时常凭着兴趣来，处事方式也往往是重性情轻利益，这可能是他让人觉得洒脱风趣的原因。你们的关系很简单，不是通过官方或某一个协会的推荐，纯粹是译者与作者的偶尔碰撞，有趣，缘分。

之后的几次交往，我隐隐觉得他的身体外强中干，看似魁梧，其实虚弱，有时走急，就气喘吁吁，脸色发白。我曾读过他的一首祭奠父亲的诗。但从他的诗歌中只读到诙谐，不见忧伤：“老爸，你身后的玫瑰色，”“老爸，你走向一条很古老的路，”传统的语文老师也许会批评，祭奠诗怎么像在拉家常？儿子怀念父亲，像期待一场约会：“在另一个地方，我们会早早相遇/也许在一个花园（天堂），你会转身拥抱我。”这样的写法大约是英式幽默，我却过度猜测，他身体欠佳。于是多次委婉地建议，翻译中文太伤神，出版又难，暂停吧。之后不知何故，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抑或是养病之需，他僻居苏格兰山村。

英国曾疫情泛滥，布朗仍隐没乡间。事实上我的一些诗人朋友，瑞士的、阿根廷的、美国的，皆因疫情躲入乡村。不久，朋友告诉我布朗感染了新冠，我急忙发了邮件，他回信的文字仍轻松随意。他通过治疗康复了，但出现了后遗症，嗜睡，无力，且渐渐消瘦。朋友们写信慰问，他却呵呵一笑，没事，其实我早就等着这些病毒小虫子，我身上的一大坨肉，正等着它们来消受呢。

一个人如果没了情趣，恐怕谈恋爱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