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子做了点填充，脸就烂了？

崔海燕在为求美者激光祛斑 左妍 摄

国庆前，赵倩（化名）到当地一家医美机构注射隆鼻，第二天开始就鼻子肿痛，皮肤发炎、慢慢溃烂。机构为她取出了填充物，伤口结痂，却阻止不了痂皮发黑，皮肤坏死。节后她匆忙赶到上海就诊，坐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崔海燕的诊室里，赵倩才敢正视镜子中这张“毁掉”的脸。

“这是填充后导致的并发症，还好，还有救。”崔海燕坦言，现在做的近一半手术，都是为医美整形失败的患者进行修复。

“烂脸”修复难度大

40多岁的赵倩仅仅是注射了某种材料，皮肤坏死后，该医美机构人员却告诉她，“只要吃好睡好，皮肤一定会长好的，不用担心。”自己的脸，怎能不担心？飞来上海后面诊，她被告知：往好的方面看，伤口还比较局部，把发黑的痂皮刮掉后，寄希望于周边正常的皮肤爬行修复；但坏的方面是，依然会留下痕迹，不可能完全回到原先的皮肤状态了。至于修复的难度，可能是当初整形的十多倍。

相对于割双眼皮等传统整形项目，近几年发展较快的是包括注射在内的非传统整形项目，比如水光针、玻尿酸、胶原蛋白等注射都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声、光、电类项目，比如热玛吉、光子嫩肤等。这些项目属于微创甚至无创操作，所以给大家造成了一种“不会有风险”的错觉。

采访当天并非崔海燕的门诊，但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数都是来修复的。31岁的杨蓓（化名），曾在脸颊打了“童颜针”，开始好好的，但三个月前一次扁桃体发炎后，她的脸开始肿胀疼痛。被当作腮腺炎治疗了一段时间，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医生解释，出现并发症的原因有很多，跟材料、技术、个体差异都有关系。有的人打了好好的，有的人打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好的，突然有一阵子抵抗力下降了，身体里残留的物质就开始作祟……

“这些都不算最严重的。”崔海燕说，此前遇到一位在鼻根部位填充玻尿酸而几乎失明的患者。这是由于操作者技术原因，导致填充物进入了眼动脉。诊断明确后，DSA介入在血管阻塞部位精准送入溶解酶，即刻就缓解了症状，保住了患者的视力。

2021年5月，杭州一名女子因做吸脂填充手术而离世。崔海燕也遇到过一名类似的女患者，因抽脂减肥操作不当发生细菌混合感染，造成坏死性筋膜炎，其胸部乳房、手臂多处皮肤及筋膜坏死，来就诊的时候已惨不忍睹。后经高通量测序，还发现了一种罕见的细菌感染（克里夫兰劳瑟菌），由于及时使用抗菌药物控制了感染，使皮肤创面愈合，患者的皮肤逐渐重生。

35岁的王琳琳（化名）花了6万多元注射了生长因子，一年后却发现脸部开始变形、增生，从原先的瓜子脸，变成了长方形脸。她后来才知道，生长因子是一种可以让细胞增殖、分化的活跃的细胞因子，一旦注射到人体后，其所发挥的促生长作用是不可控的，会导致面部畸形生长甚至毁容。目前我国没有批准任何生长因子类填充药物，含生长因子的药物均禁止用于组织填充。

熟人介绍不要光听好的一面

修复患者中，有很多是因为熟人介绍而去做医美整形最后变成“毁容”的。“根本不知道注射了什么，很多人觉得打针和去饭店吃顿饭一样轻松。”崔海燕说。

为什么愿意相信熟人介绍？自己查资料选机构比较麻烦，如果有熟人介绍，再加上机构看起来让人心动的宣传，很多人就经不住诱惑了。“熟人也有自己的认知盲区，不能光听好的一面，还要了解可能会发生的并发症及不好的一面，多了解，多咨询。”崔海燕说。

当然，也不用因为这些“失败”的案例而“劝退”。在正规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院，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崔海燕说，随着颜值消费持续升温，就诊人群也从以前的青年人为主到现在扩大到各个年龄段，包括老年群体。比如，从瑞典回来探亲的刘琴（化名），回去之前来做个激光祛斑。“这种光电类的项目相对安全，价格也比较透明。”刘琴说。此外，求美者中约80%都是女性，男性客户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对于整形美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平衡患者想要的效果与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效果。崔海燕说，一名女孩想做隆鼻，面诊后发现她的长相具有东方的柔美，欧美高鼻梁并不适合，其实只需要把鼻翼微调就能变美，女孩欣然接受了崔海燕的建议。

区分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

“西方传来的技术、西方的审美和西方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完全适合东方人，要根据东方人解剖特点建立东方人的审美设计方案。”在崔海燕看来，做好医美不仅要有专业、过硬的技术，还要引导求美者有正确的审美观。

国庆长假，有不少求美者走进上海市同济医院整形美容科，这个科室正是由崔海燕教授团队在2019年底创立的。除去疫情影响，仍可以明显感觉到皮肤美容、注射美容等医美的需求持续上升。

医美整形本质上是一种医疗行为，它不同于在美容院就可以做的生活美容。崔海燕建议，要去正规的医院或者机构，找有相关资质的医生，选用设备和产品前要仔细看国家批文。此外，求美者也需要认真做功课，同时要对审美有一定了解，不能仅凭一些宣传广告就做出选择，也不要冒险选择国家没有批准的产品和项目，这样才可尽量避免“踩坑”。

本报记者 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