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国旧，值得张望的舷窗

沈嘉禄

整整三十年后，淮国旧梦幻般地回归淮海中路！久别重逢的欣喜让不少上海人陶醉，老店新开张那天，店门口居然排起了长队。大家去买什么？那里有无所不能的时光机！

朋友发来的数张现场照片勾起了我的回忆。在我读初中的那个年代，灰蒙蒙的天空下涌动着无序的人潮，疲惫、兴奋、焦灼、茫然……读书也就装装样子，下了课就在外面瞎逛，肆无忌惮地挥霍时间。某天心血来潮，我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把吉他来玩，当我抱着吉他走进弄堂时，邻居老太太说：“噢哟，迭只琵琶真大啊！”

几天后，吉他断了一根弦，我跑了几家乐器商店都配不到。有人建议我去淮国旧看看，我跑到那里，在乐器柜台前抖抖豁豁地开了口，老师傅指指头上悬挂着的大字报：“侬先看看上头写点啥。”抬头一看，吓了一大跳，大字报的标题是《彻底砸烂资产阶级乐器吉他》，还用红笔划了重点：吉他自它出生那天起，就是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服务的，产生靡靡之音，必须彻底砸烂。

我头皮一阵发麻，赶快逃了出去。

但也不是所有西洋乐器都要被砸烂，比如小提琴，因为加入了弦乐五重奏《海港》而实现了“洋为中用”，于是，整个上海滩很快掀起了学小提琴的狂潮，据说当时学小提琴的青少年达到20万之众。那么我就学小提琴吧。

当时小提琴很难买，市百一店偶尔会放出一批，闻讯而动的顾客早早地排起了长队。我同学历经千辛万苦买来一把，44元，超过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音质却不敢恭维。为了适应这学小提琴的“大好形势”，淮国旧就将里边的乐器柜台搬到门口来，门板上像挂火腿一样挂了好几把小提琴，琴背有楸木或枫木自然形成的“虎皮纹”，琴头和琴轴雕刻得相当精致。默默地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跟营业员交谈几句，老师傅就摘下一把小提琴，那个男人将琴夹在下巴上，操起弓子在弦上一滑，仿佛女人的尖叫，一下子撕裂了我的心。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听一段《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或者《新疆之春》。围观群众里三层外三层，一绺湿漉漉的头发耷拉在拉琴人的额头上，慢慢地，我被挤到了边上，伤感地退出。我的小提琴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虽然是旧的，琴面边缘却一丝不苟地嵌了一圈乌木镶线，不是粗制滥造的“画线琴”。我学琴也算刻苦，只是琴弦时常要断，淮国旧的乐器柜台有便宜的琴弦出售，所以我跑得比较勤。卖琴的老师傅是个石骨铁硬的老克勒，抽板烟斗，吹起小提琴来头头是道，从他口中我知道了瓜奈里、阿玛蒂、斯特拉迪瓦里三大制琴家族和他们的传奇。淮国旧高悬待沽的小提琴里会不会混进一两把意大利古琴呢，一切皆有可能。

中学毕业时，真有两个一起练琴的同学被部队招去当了文艺兵。我留在上海，在一家饮食店当学徒，纤纤十指很快就变成了一把胡萝卜，拉《金色的炉台》把不准半音阶，我急得哭出来。

但淮国旧还是经常会去，我有四个哥哥在外地，他们来信请家里邮寄一些生活必需品，我就跟老爸到那里采办，军用毛毯、棉手套、解放跑鞋、搪瓷脸盆、铝饭盒、煤油炉、闹钟等，上海的知青家长对淮国旧的感恩，主要就因为这个。

钟表专柜的组合就像一座“围城”，在上海牌手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英纳格、浪琴、汉密尔顿等进口旧表就成了人们的第二选项。营业员会挑几只手表放在木盘上送到顾客面前，看看，听听，共同品鉴一番。上海滩的老克勒是不缺的，不管生活如何变化，对好东西仍保持着很高的鉴赏力。

运动衫裤、棉大衣、高筒套鞋、橡胶雨衣、自行车及配件等都很受欢迎，还有一个隐藏的亮点被我与同学们“发现”：服装柜台一侧挂着四五根钢管，每根钢管上吊了一排裘皮大衣，在总量上大概有一百多件吧。裘皮大衣是我生活经验之外的高贵之物，此时却被打上了腐朽的烙印，它们像死尸一般冰冰冷地悬挂在天花板上。红狐围脖的一对眼睛，明知是玻璃珠子做的，但仍然炯炯有神，一直瞪着芸芸众生。有时候来了一个人，羊毛围巾遮住了半张脸，他轻声轻气地与营业员耳语几句，老师傅就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在柱子上解开绳索，将其中的一根钢管放下来，很快，几颗人头凑过去看个仔细，伸手抚摸，相互交换一下眼神，然后绳索再次收紧，灰狐、灰鼠、银貂们又升上去了。

过了小几年，它们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据店里的老法师说，都弄到广交会去出口创汇了，这或许是一只红狐狸的最好归宿。

1988年前后，谢晋拍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里面有四个大家闺秀，有一场戏是她们披着裘皮大衣从室内走出来，但你叫上影厂到哪里去弄这四件裘皮大衣啊？谢导只得在报上刊登广告，向市民租借。后来我在电影里看到了这个细节：四位贵族小姐鱼贯而出，前三位是裘皮大衣，最后一位披的是坎肩——偌大的上海滩啊，四件老货裘皮大衣都凑不齐啦？

那个年代，淮国旧通过对二手货的整理与利用，帮助市民解决了生活难题，又像开了一个口子——恰似圆形的舷窗，许多青年人正是从眺望与窥视中大致想象另一种生活的模样。这，也是海派文化的机巧与通达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