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与《夜光杯》

侯军

1995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新民晚报主持《夜光杯》编务的严建平收到了孙犁先生的一份“厚赠”：一幅写于前一年的书法：“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语见唐代孙过庭《书谱》），同时还附有一封短札：“寄来信件，昨晚奉到。甚为感谢。寄上拙字一幅，谈不上书法，您留个纪念。‘狱档’稿，后来没有写，俟写好即寄上。匆匆，祝春安！”信的末尾，注明日期是4月11日。

信中所说的“狱档”，是指孙犁晚期所写的《读〈清代文字狱档〉记》，已写成的两篇均在《天津日报·满庭芳》上发表。看得出，孙犁原本是计划写成一个系列的。敏锐的《夜光杯》立即发函，索求续篇。孙犁此信，就是对《夜光杯》问询的一个回应。

孙犁在信里答应“俟写好即寄上”，但严建平等了许久，却再也没有收到来自孙犁的只言片语，随后就听到了孙犁先生“封笔”的确凿信息。事实上，早在孙犁寄出这封信之前，即1月30日，他就为自己最后一部散文集《曲终集》写好了后记，其中讲道：“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这篇后记发表于1995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由此推断，严建平收到的这封信札，乃是孙犁先生“封笔”之后的数声“绝响”之一，是大音初歇之际偶尔留下的袅袅余音，真是弥足珍贵。这，既体现出《夜光杯》在孙犁心目中的位置之重要，也体现出他与严建平这位副刊编辑的感情之深厚。

查阅《芸斋书简》中的发稿记载，可知新民晚报与京津各报乃至羊城、文汇相比，其实是一个后来者。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开始被列入孙犁投稿的重点副刊行列，但很快就成为孙犁最为看重的平台之一。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辑严建平到天津专程拜访了父亲孙犁，约他为《新民晚报》写稿，父亲慨然应允。严建平从北方返沪，刚踏进办公室，就看到了父亲寄去的《耕堂读书记》，此后稿件不断，两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话，出自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的追忆。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副刊编辑，从上海专程来津约稿，辗转数日，返回沪上。一进办公室，竟然发现孙犁的稿件已赫然摆放案上。如此奇遇，一方面说明孙犁先生对《夜光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说明约稿者的专业与真诚，打动了孙犁先生，几乎是编辑前脚出门，他老人家后脚就把稿子“投寄”沪上了。

那么，《夜光杯》是如何让孙犁“认可”的呢？在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中国副刊》约请已经退休的严建平先生，回顾一下当时的“约稿实况”，他在专稿《怀念孙犁先生》中，专门披露了当年他与孙犁先生的一段对话——

“交谈中，他说他知道《新民晚报》影响很大，也知道赵超构先生。他坦率地对我说，一个作者，总希望能早日见到自己发表后的作品，但有些报纸字太小，自己眼睛不好，看不清楚，这是有点遗憾的。很显然，他知道我们《夜光杯》用的是六号字。我当即回答道，您的文章我们会尽快刊登，发表后，放大复印两套给您。”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看似细微的承诺，让孙犁切实感受到编辑的热情和诚恳，当下就对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副刊编辑“刮目相看”了。此后四五年间，《夜光杯》的编辑们一直恪守这个承诺，每篇稿件都不厌其烦地放大、复印，连同原稿样报，一并寄回。孙犁先生深感其诚，遂把“新民”视为“优选”，接二连三地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发往《夜光杯》。我还留意到，孙犁投给“新民”的文章，多是成组的系列短文——我觉得，这种把长文拆开，改编成系列短文的做法，应是孙犁为《夜光杯》“量身定制”的。毕竟孙犁先生也是办报出身，对四开小型报的版面自然深谙熟知。他为了适应《夜光杯》的版面，不惜拆解分装，“以短示人”。

对于《夜光杯》的编校质量，孙犁也深表赞赏，他在一封写给严建平的信中，亦有提及：“前后寄来信、件均妥收无误。四篇读书随笔，顺利刊出，校对精审，甚为感谢。报纸亦能按时收到，勿念。”这封来信，后来也被编入了《孙犁全集》。

孙犁先生去世后，严建平把孙犁历年写给他的十五封来信，详细作注，公之于世。其中，有一封关乎“改稿”的信件，引起了我的关注。孙犁在信中说：“上次‘一月’之误，是我自己写错了。老年文字，已不能自信，时有错乱。您看出后，可径自改正，千万不要客气。”严建平在信后注解说：“‘一月’之误，是指发表在1991年4月15日《夜光杯》上的《耕堂题跋》，其中一则《知堂谈吃》末尾署日期为‘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旧历元旦，晨记。’而实际上旧历元旦应为二月十五日。当时编者看出而未改，事后又觉不妥，写信说明，故有此回音。”这件“小事”，既体现出编者的严谨审慎，又体现出作者的虚怀大度——这样的作者和编者，既互相尊重，又各留余地；既有专业水准，又能坦诚相见，他们的关系，想不和谐都难了。

2022年10月13日于北京寄荃斋 （本文为《晚年孙犁与报纸副刊（续四）》“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