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个人的安妮·埃尔诺

桑克

与前年得奖的格丽克相比，安妮·埃尔诺显然离我更远。这是从文学角度说的。而从生活角度来说，她又离我很近。看起来就是这么矛盾，但是事实如此。正如初读格丽克的时候，我几乎忽视了她是诗人而沉浸于她所绘制的细节之中，而读埃尔诺的时候则不然，我几乎处处觉得这个法国作家既熟悉又陌生。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埃尔诺的书写重心都是女性的缘故。当然女性是理解埃尔诺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比如“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的主流女性观念，就让我羡慕不已。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埃尔诺的写作几乎全部来自她的个人经历。这有点儿类似日本的私小说，但是又非常不同。自传性小说或者自传体小说对于某些具有文学抱负的作家来说，是缺乏文学挑战的代名词，但是对另外一些作家来说却是勇气的化身，虽然后者的拥趸远远少于前者。对准自己的惨痛体验或者记忆下刀，读者想想大概就能明白这里的艰难。而埃尔诺从这种自传性或者说个人性的叙述之中竟然能够发现“集体记忆”也就是普遍性，就不能不让人敛容沉思。

埃尔诺的小说是从叙述入手的，与某些女性作家完全沉溺于内心戏的纠葛之中大不相同。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埃尔诺描述的方式在脑海里一一复原相应画面，看到那些她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埃尔诺的直率或者真实达到了赤裸裸毫不遮掩的程度，而这是不少文学同行达不到的。这是勇气，但更是能力。直率是需要能力的。比如小说《悠悠岁月》中有一句话，“荣誉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幸福的辉煌葬礼”。去年金狮奖电影《正发生》是根据埃尔诺另外一部自传性小说改编的，其中堕胎女孩安妮的压力之一就是来自这种所谓的荣誉。她说：“什么是结婚？一个已经订婚的笨蛋”，这句话让我想起塞西尔·戴-刘易斯的诗：“两人的结婚是怎么回事？/那是一个人的失踪，隐没，/由于受了伤或自愿退位……”（查良铮译）婚姻如此，家庭更是难逃其批评之鞭。埃尔诺在小说《位置》（郭玉梅译）里说得明确，“我们一家人之间的交流除了吵嚷之外，没有别的方式”。挺糟糕的，但是比起“除了棍棒之外”还是和平的。埃尔诺对父亲这个男性还挺善良的，“我父亲属于那种单纯的人，或者说是谦虚的人，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说他是个好人。”

真正的理解难度是文化差异与社会差异。不过我们还是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相似性方面，哪怕那些相似性微弱而又隐秘。我们确实也靠自己，只不过有时严重缺乏逻辑性，不像《正发生》里的安妮头脑那么清晰，“我得了一种专门攻击女性的病，一种把女性变成家庭主妇的病”。厉害。一位女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照样可以施行“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观念，而且是在时代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之下，真的了不起。

与《位置》相比，我更喜欢《一个女人》。这是埃尔诺回忆母亲的一本书。作家的本性有时会超越女性。埃母乏善可陈，但是几个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她非常粗暴”，“她是一个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的女人。”理解父母就是理解自己的人生，而理解母亲还有其他意味，不管她一会儿是好母亲还是一会儿又是坏母亲。埃尔诺写母亲的死，“现在我失去了我与我出生的那个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也许这也是爱吧。复杂是生活造成的，不是修辞语文造成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成为一个好作家。单纯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生活的复杂性。埃尔诺在小说《耻辱》中说，“让人更不能忍受的耻辱是当你认为只有你一个人才感觉得到的耻辱”。个人的耻辱，永远不想提及的尴尬时刻，在成长过程中分外刺眼和具有力量。

埃尔诺视野宽阔。她对六十年代的描述当然带有历史性。“七月初，从一个火车站乘公共汽车穿越巴黎到另一个火车站去的外省人，感觉到脚下的铺路石恢复了原位，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街市依旧太平的岁月就是如此悠悠。突然发现吴岳添先生的译名《悠悠岁月》别有意味。“我们不敢指望，我们为之惊叹，这是冬季的一九六八年五月，我们一下子返老还童了。”如果一九六八年返老还童的埃尔诺们骑着自行车在我们这里游荡，也许还能看到不少不必返老还童的“童”。一九六八年，我这个“童”只有一岁，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是的，一切并不单纯。埃尔诺在女性主题之外表达了更多的内容，我们甚至可以把《悠悠岁月》看成一本《世界简史》，“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但是女性始终都是埃尔诺的核心，这点不会忘的，因为它时刻都在提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