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越南语结缘

何敬业

时常会有比较熟悉的朋友问我：你是浙江人，大学的本科专业是俄罗斯语言文学，又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当教师，怎么会做过一段越南语口译工作呢？

1959年夏天，我从黄岩中学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本以为一切按部就班，不料一学期后人生道路就转了个小弯。

当时越南抗美战争已进入关键时刻，一天，外语系负责人事的副主任找我谈话，原来，华师大当时已开始接纳越南留学生，急需翻译人才。学校决定派我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干部培训部学习越南语。我们这一代人一切服从国家需要，绝无二话！事实上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这所学院是由周恩来总理提议新创办的。

1966年，平生第一次到首都，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来自天南地北的几十名学员办完入学手续后，被分成两个班级，大体上以原有文化基础为区别。我们班同学来自国家机关（对外文委、新华社、研究所等）及几所高校。另一班基本上是来自海关、宾馆和医疗机构等涉外单位的工作人员。

由于越南语有六个声调，比汉语的四声还多两个，区别复杂而精细，其发音初听与广东、广西方言有点接近，实际上有质的区别，光讲理论很难掌握，所以老师一开始就以口语教学为主，让我们在实践中捉摸其间的差异。这完全不同于我原先学英语和俄语时学院式的教学方法，但效果显著。没有几天我们就学得了一些基础生活和社交会话。正巧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歌舞团来北京访问，我们观摩了他们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并且散场后有同越南演员短暂交流的机会。我大胆地用刚学到的礼仪用语与他们交谈了几句，他们非常高兴，热情地赠送我一枚歌舞团徽章。这枚来自抗美前线的徽章虽然质地粗糙，造型简单，但意义非凡，我对它十分喜爱，珍藏至今。

可惜，刚学完越南语语音规则，时局的发展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上课时断时续。我牢记来北京的使命，坚决不放弃专业学习。停课后我借助越汉辞典，开始自学手头仅有的越南语资料。那时中央广播电台的国际频道每星期有半小时越南语新闻节目，我设法买了一只简陋的矿石收音机来收听。这种收音机效能低，收听效果很差，外面声音嘈杂时，我只能用耳机插进一侧耳朵，把另一侧耳朵压在枕头上才能勉强听清广播。以我当时的初学者水平，是听不懂大部分内容的。但是因为我熟悉时事，所以可以对播音内容猜测理解，这也是外语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我用这样的学习方法，目的是熟悉越南语的语音语调，给自己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增强语感而已。我在这种条件下有坚持不放弃自学的动力，还要感谢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66年7月他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鼓励我们不能浪费宝贵光阴。

1968年5月，我名义上的两年学习期满，终于把户口迁回上海华东师大。当时学校仍然没有复课。上海有不少接纳越南留学生的工厂奇缺翻译，我斗胆给上海市政府写信毛遂自荐，此信居然立刻转到了急需翻译的上海汽车底盘厂。这样，我于1968年9月去上海汽车底盘厂担任越南语口译。

因为我当时尚未成家，就搬到宿舍，以厂为家。那里的越南留学生既是我服务的对象，又是我最好的语言教师。我关心这些来自异国的青年，与他们打成一片，亲如兄弟姐妹，他们都叫我“何师傅”，我的口语交流能力也在此期间飞速提高。送走一期越南留学生后，虽然依依不舍，我还是回到华师大的俄语教学岗位。

1972年，由于国家需要，学校又让我改行学习法语，开启了我至今逾半个世纪的法国语言文学及法国文化的教学、翻译和研究生涯。

1995年，我与当年北二外的同学、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余祥基合作编写了《越汉常用生活及商贸会话》一书，算是留下一痕雪泥鸿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