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心念念的棋手强国梦

林峰

都说人老了喜欢回首往事。这不，新民晚报的有关市运会的征文启事刹那间开启了我的记忆闸门。虽说时间流逝了六十余年，我参加第三届市运会的场景却历历在目，清晰如昨。那是1960年10月，尚是高中二年级学生的我正在上海郊区乡下抢收玉米和拔玉米秆呢。黄浦区体委的一纸调令，学校委派同班好友李壬元同学当晚帮提着行李，陪我步行十里至长途车站回城。由于下乡劳动的一月时间刚过半程，学校的安排是让我上午参加学校的打扫厕所等劳动，下午休息，晚上比赛（决赛阶段，则破格让我不再来校劳动）。

上海市第三届运动会棋类项目的赛场在上海市体育俱乐部。国际象棋比赛和象棋、围棋一样，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预赛结束，新民晚报的资深记者冯小秀的报道“名将落马、新手晋级”随之跟进。我与驰名国际象棋界的尤国钧老师代表黄浦区参赛，尤先生大概是大意失荆州；而国际象棋棋龄才数月的我则凭着一腔热情发挥超常吧。

说来也巧，我的市运会参赛资格是因为前不久获得上海国际象棋少年赛亚军被区体委提携的。而我参加那次少年赛（1960年8月），则得力于尤国钧先生的举荐。7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尤先生来到黄浦区西藏南路体育馆与体委同志商讨三届市运会参赛事宜。而我们这一帮高中生则应召来此参加市少年赛选拔。尤先生兴之所至，笑眯眯地问我们：“谁想和我下一盘？”在一对一的指导棋中，我居然赢了。下棋时，我并不晓得他就是尤先生。要知道，我那时由中国象棋“改行”，自学才一个月，看过的国际象棋书籍寥寥，而其中的两本却都是尤家兄弟——尤国钧和他的弟弟尤国钟写的。

言归正传，决赛的战鼓擂响。我曾用“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招法不顾一切地攻王，胜了本届冠军——理论家钟应先先生。也曾遇到全国亚军尤国钟先生，由于不谙棋理，在法兰西防御塔拉什变例中被从头捏到尾，毫无还手之力。最后一战对任诚先生，如胜，则坐二望一；如负，则名落孙山。我喝了母亲替我泡的浓咖啡上场，执白一上来就猛攻猛打，对方则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中局阶段，我把对方围得像铁桶一般，棋盘上只留下黑方一个“球门”。眼看大功告成之际，平地一声惊雷，任先生就像金钩倒挂的射手一样，飞起一后送给我的王吃，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礼物”，造成无子可动的“逼和”结局。曲终人散，棋手和裁判们纷纷离场，而我却呆若木鸡，仍然在原位子上枯坐着。此时，任诚先生走了过来，亲切地说：“老林（他长我二十岁左右），今天应该庆祝，我们握手言和，并列季军，是件好事。你要明白，你年纪轻轻，现在已经是国际象棋名手了。”接着，他把自己不舍得吃的月饼递了给我（那天，正巧是中秋节）。

第三届市运会让我步入“国际象棋名手”行列，虽然就遥远的目标而言，只是前进了一小步，但是却提振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努力。

努力没有白费，1974年夏的第五届市运会，在上海市专业队员悉数参加的比赛中，我以不败纪录夺得冠军。赛后，收到在重庆当机械工程师的老同学孙慈忠的来信。他对我第四次荣获上海市国际象棋冠军表示祝贺，又对第五届市运会亚军、季军前不久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冠军和亚军，而我这个市运会冠军却被排除在全国赛门外表示遗憾。

由于我家庭出身不好，当时政策是不允许被吸收为专业队员的，因此，不能跨进全国比赛的门槛，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苦闷和抑郁，但没有放弃和沉沦。

久而久之，事情有了转机。鉴于我的比赛成绩尤其在五届市运会的闪光表现，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关注。上海棋社社长、市体委副主任杨明同志在1973年早春介绍时年30岁的我去静安区体委任国际象棋专职教练，此后，他与我又不止一次地促膝谈心。他的语重心长的话语和谆谆教诲解开了我的心结，拨正了我的航向。尽管目标仍然是为国争光，但是，航标不再是做一名敢于登攀的勇士，而是当一名“甘为人梯”的园丁。

时光流转，我在64格不同位置转战数十年，有幸参与、见证了中国国际象棋事业从弱到强，逐步逐代的发展。亲身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升起，黑头发一次次地在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山巅峰飘了起来。我的国际象棋强国梦终于变成了事实。

前不久我在八十岁（虚岁）时，得到了国际棋联通过中国国际象棋协会颁发给我荣誉证书。对我这个国家级教练、国际裁判、竞赛组织师、棋艺理论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这里，包括第三和第五届市运会不可割舍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