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俊
那是1971年的一天,我向同学借了自行车,到外滩附近的中央商场取回胶好鞋底的一双棉鞋。回到家里,发现缚在车后书包架上的一双棉鞋掉了一只,我马上原路返回寻找,一路上没见棉鞋踪影,我像一只泄气的皮球回到家里。那晚我彻夜难眠,只怪自己闯了祸。
当时正处“文革”时期,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我为了省钱,学着邻居阿婆纳鞋底做棉鞋,有时不小心扎到手指,鲜血直流,痛得哇哇叫。眼看两天后是我去崇明新海农场报到的日子,偏偏在这时掉了鞋,怎不叫我伤心?
那年冬天特别冷,其他职工都穿棉鞋,唯独我穿着旧军用跑鞋抗寒。我的脚生起冻疮,刺痛的感觉十分难熬。此后,不管冰天雪地,还是连队开沟开河,我只好一边怀念那只棉鞋,一边坚持干活。如今物质条件大大充裕了,想起当年的伤心事,简直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