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老虎洞

吴越

按理说，我是没有资格来“怀”的。与翻译家高莽先生的唯一一次面访，还是在2010年初夏，距今已忽忽十三载。不知道多少次，翻开先生赠我的1991年版的《爱——阿赫玛托娃诗选》，从中获得诗美灵光。我应该在此怀念和感谢。

循着记忆里的声音和光亮，门开了，架着金丝框老花眼镜的高莽站在“老虎洞”门口咧嘴而笑，那头银发的蓬松程度搭配开襟夹克，倘若再挂上一条软尺就非常类似老裁缝了。高莽的笑有点特别，慷慨地露出两排牙，但眼神透着淘气，仿佛随时要捣鼓出鬼点子。很多年后，我每每从法国插画家让·雅克·桑贝画的《小淘气尼古拉》里看到高莽的神韵一闪而过。说到一路走过的境遇，抖出几个经典的荒诞往事，先生拖长音调叹气或扮苦，时而夹杂着大笑；谈及翻译，特别是谈及他翻译“俄罗斯诗歌之月”阿赫玛托娃的曲折经历和内心寄托，他就沉静下来了，仿佛黄昏的中央大街，埋藏在他哈尔滨童年岁月中的雪花、钟声和丁香花瓣洋洋洒洒落下。

但让我现在说起来，最使我的心受到震动的还是他对于画家这个身份的执着。高莽说，他试过放下画笔，那样也许在翻译或写作上的成就能更高些，但他放不下。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身兼多能固然令人称赞，但总会让人对他的本专业能力产生一点质疑。高莽完全不顾这些。他才不管自己是《世界文学》的主编，是这个大咖那个大师的首译者，是德高望重的翻译家，他想画就画，在任何场合抓过一张纸片就速写。在他留下的不计其数的中外名家的肖像画中，我最喜欢巴金那幅，从萧瑟深处走来的巴老微微颔首，略带忧郁和伤感地沉思，难怪巴老亲自题词为“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一个人，不故作神秘地塑造形象，而是奔流充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人生到最后终止那一霎，将呈现出它的饱满和完整。高莽以一生显示这条重要的真理。事实也已证明，不再需要辨析或辩解——那是生前的课业——2017年10月，先生去世后，翻译、写作、美术的成就依旧各自纵贯这旷阔的世间，相互呼应而不是折损。

而至于岚姐，她1996年从巴西回国照料父母，是另一种“放不下”。她是老虎洞的“清洁工、采购员、炊事员、速递工、护士、医生、打字员……还是礼宾司官员、秘书处处长（处员空缺）等”。她昭显了同样的赤诚和高贵。今年4月，岚姐走了。与高莽父女的交往到此画上一个句点。唯一稍感欣慰的是，岚姐生前吃到了我下单的一箱山东黄金维纳斯苹果，评价是“甜，脆，香”，照顾她的堂妹崟姐告诉我，“岚姐很爱吃”。我想她吃苹果的样子该是可爱的，心间对应上的竟然是高莽为三岁时的宋晓岚画的速写《洗手绢》：短发、穿小背带裤的小女孩趴在大脸盆上方，微噘小嘴，认真搓洗，脚边一枚白白的肥皂。而今，画画人与画中人都已完成在人间的旅途。风流云散去，明月照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