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峭峰
童年少年时期,正值动荡年代,沉淀了一些奇谲的记忆。
我家租住的区域,紧挨着的大小院落,被顽童逐个打通,串联成片。上过柏油的黑色篱笆,拆出大洞,过一头棕熊应绰绰有余。花园一俟相连,动线大幅延长,有了纵深。对孩童来说,无论好动好静,在无人管控的大片绿地里,总能寻获欢喜。老人们的呼唤,变得飘然遥远。
入夜,总有情侣或经人推荐,从马路上推开松垮的木质大门,如入无人之境。这片通幽之地,乐为胆肥者无休开放,也不像公园会摇铃提醒、会播放语录歌、会放出犬只夜巡。黑暗中,这里的边际模糊,草木繁盛,总不见底。夜来香的气味细雾状弥漫,越往深处走,越能感觉到一层神秘酝酿着另一层不测。风就来了,周围瑟瑟响,不是很响。偶尔有几声慢板的蟋蟀叫,像是蛮有修养。人遇陌生,先警惕安全,桂花味道淡了一点点,就被忽略。
到过这里的恋爱人员,不会再去建德路了。建德路是瑞金医院南墙外侧,东起思南路,西至瑞金南路,整条小路长窄黑静。当年市面上,总有人把恋爱看成罪过,青春期男女无处寻觅文明的恋谈场所,建德路默默成全着接踵而至的男女。恋爱需要低一点的能见度,为相同目的而来的人们,沿整条建德路密集站立,一种无约的集体性和规模化,让彼此互为庇佑,坦然和专心便有了。
和建德路不同的是,那些连通的花园,静谧里含有某种妖魅,也有吃不消者,会快速原路退出。当年在此恋爱的,在培育了两代人后,如今应是七十岁以上的矜持老人了。
白天的草坪,另有耐人寻味的风光。社会上,两拨成年人因种种原因发生冲突后,各自延请知名的摔跤高手,相约在这里代表双方出场较量。观众在草坪上围圈而坐,比赛正式开始前,会有人狠三狠四,在场内踢着观众的脚,示意让圈子更大一点。观众无不懦懦服从,我等屁孩也在其中。
每方先后派出二或三名摔跤手,赤脚,肌肉暴烈的裸身,套上厚实的帆布无领摔跤衣,腰里扎紧一条麻质腰带,以体格接近的配对比拼。规则简化,判背部先触地者为负。也有高手,号称不在乎对手庞大于自己,会得到裁判尊重。个大的一方似觉被丑化,脸上有一轮愤怒出现,观众兴奋。很多比赛,选手拉来拉去,很是惜力。每当一方要发力背摔对手时,会从丹田迸出一声“嘿喳”,若将对手麻袋状凌空砸在地上,就极酷。也有“嘿喳”了多下,撼不动对手,反被对手使个绊子,将其掼出丈远。
全程有表情冰冷的裁判一名,很可能是附近学校的体育教师。重庆南路第一小学,有位背后被称作陈黑皮的体育教师,常被请到草坪担任这种摔跤的裁判。这位老师,身材矮小,皮肤墨黑,两只眸子刀一样雪亮。三教九流无不对其毕恭毕敬,言必称陈先生。我们以陈先生为自己的体育课老师为荣,每次走近他,我们的心是提着的,心跳是加速的;仰慕之至,多愿意他是自己的亲舅舅。因陈老师矮,很多没能长高的同学扬言:你去看,真正结棍的男人,都是小个子。
这种摔跤比赛的规矩清晰,摔跤器具、赛事裁决,均有一定的仪式感。失利方,对胜利方要做些物质犒赏。无非是几条香烟,光荣牌或大前门以上是肯定的。落败者还得承担当日的宴请费用。比赛结果一出,陈黑皮立马走人,不赴宴,也没看他拿过谁的牛皮纸信封。这个成年人,哪是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儿童看得懂的。
很遗憾,没有多久,这种解决争端、化敌为友的方式,就被使用管制刀具的群架代替了。跟进的,是公检法。
另有一幕,也颇有内涵。作为阿弟一族的我们,常在这里观摩兄长们的投掷激战,即兵分敌我两军,互相朝对手投掷泥块,将对方悉数驱逐出某个界线为赢。初以游戏相约,后来竟变得舍生忘死。他们都是高年级小学生,能说各种军事术语,亦熟知库图佐夫、隆美尔和巴顿等将领的名字,有人书包里还有着《朱可夫回忆录》。
一个个战斗梯队,在敌对阵营中勇猛穿插。那是真正发力的投掷,若近距离被击中,砰砰作响,应算身体伤害了。被击中的兄长们会哭得很难看,多半是为溃败饮辱而泣。在他们的冲锋和溃退中,可以看到骁勇和懦弱,狡猾和木讷。印象深的,是兄长们在努力成为某种人物时,所迸发的狂热。也看到个把鲁莽的敢死之士,终因缺乏领导才能和大局观,最后走在被押解出境的俘虏队伍里,还在头皮撬。
见到最惨烈的一役,是被逼到角落的一队少年,他们开始动用砖块还击。当有人越过规则底线后,战局发生逆转,现在溃退的,是刚才的追击者。我心狂跳,不到十岁的我,是非观顿时崩塌而紊乱了。
比快更快的,是时间在个人生命周期上的体现,我的少年时代行将落幕。这一终结,有两个标志。
进入中学后,新结识的同学国庆,在我盯视着他家墙上那把气枪时,他毫不犹豫地摘下长枪,并长期借给我。此后,他成我一生的挚友。那时,他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的第一手风琴手。他的手臂强硕,而我是校级中学生篮球运动员,也有一定的体能。国庆从墙上摘下枪,拍电影似的扔过来,我以单手抓住,也不失镜头感,这已是两人以肌肉在对话了。我折开长枪,露出装弹孔。这个刹那,我像同时也折断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手风琴手的做派里,已见青年式的洒脱。他以慷慨,一种愿和你分享人生快乐的慷慨,激活了我初始的男人感。我仿佛瞥见自己的少年形态,如蝉蜕般脱落在身边。
也是在中学时期,我得了麻疹,高烧七天不退,养病整整两周。
我的班主任,五十多岁,一位知性的有格调的端庄女性。她为我的成长,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整整四年,她以她的气质影响你,嘴里几乎没有随波逐流的套话,极为可贵。后来我明白,少时,有一张为师的脸,端庄、温和、正气,时时亮在你面前,是人生大幸。
得麻疹后,我在家中一个不透光的地方待了十几天。我想念过同学和班主任老师,她并没有出现。痊愈后,老师对我说,“麻疹对婴儿的传染很厉害,女儿刚生了孩子,我有点怕,就没去看望你,对不起啊。”作为德高望重的师长,她的脸上居然有羞涩,顾盼还有一点点躲闪,又明确地透着期待,期待学生的谅解。在我们这辈的集体意识里,也有认错赔礼的概念,但那是当作处罚来理解的,并没有礼貌意义上的致歉习惯。此前几乎没人慎重地对我说过“对不起”这三个字。和我有交集的,包括家人,什么事对你做错就做错了。
像班主任那样的致歉,我是第一次收到。那年,老师说“对不起”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非常完美。
那年的那一刻,一种关于自我的存在意识,被突兀碰醒。我有些昏眩,老师突然给了我混沌初开的感觉。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如此重要。我心动如鼓,几秒之内,完成了心灵史的一次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