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杨葵

陈佳勇

杨葵的三卷本自选集《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里有许多令人感念的故事。认识杨葵老师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我最佩服他切换身份的游刃有余，职业生涯多有变化。前年我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请他写推荐语，当时杨老师的身份是“作家、出版人”。时至今日翻看这套自选集，我更加明白，凡事坚持做上三十年、三十五年，这身份方才守得踏实。

我当年认识杨葵的时候，他是“少壮派”，气息上还是“张扬”的。那是2001年的三月间，我读大二，开始在作家社实习打下手，所在的五编室真是出版神话一般的存在。五编室总共四位编辑，分别是：杨葵、袁敏、王淑丽和唐晓渡。杨老师岁数最年轻，却是领导，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王安忆《长恨歌》均出自他之手，以为是文艺编辑，随手来上一本《哈佛女孩》就是一百万册的销量，这是杨葵的出版风格。那会儿，杨葵三十三岁，社会上有名气，又有家学渊源，在我这种“上海小朋友”眼里，我以为的北京文化圈大概就是杨葵这样的。

不成想，杨葵没过多久竟然从作家社辞职，到上海参与组建一家民营发行公司。杨葵当时居住在衡山路，把衡山路上那家著名的“寒舍”餐馆当成了自己的小食堂，招待各路知名作家，特别是知名女作家。不过没多久，杨葵又从上海回了北京，继续做出版。

2014年，我也到了三十三岁，在北京一家影视上市公司做高管。杨葵知道我来北京了，便时不时叫我见面喝茶。杨葵在高碑店那里有一间偌大的工作室，2016年还办了一个叫“纸边儿”的书法展，我去看了，觉得那正是我若干年后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状态。杨老师对我笑笑，也不多说话。

2020年的夏天，我换了人生职业生涯的第四条跑道，从事艺术品拍卖工作。其实，这里的因缘际会也有一部分源自高碑店的那间工作室。杨葵在工作室里挂了许多碑帖，又带我看了当时艺术中心里的许多油画作品，讲了他最近在参与的美术馆建造计划。

如今每到拍卖季，我都会给杨葵寄图录，他对我们图录里的碑帖和古籍刻本很有研究。这些年，杨葵又换了一种状态。平日里，要么人在北京，要么就在宜兴的阳羡溪山写作，那是个好地方。

杨葵老师出版的八九本书，我都看了，也都藏着。平实的文字里，颇多感怀。杨葵年长我十三岁，虽说是熟人，但也不可能天天见面闲聊。好在有文字记录，翻开这些文章，我努力体会作者的心境，当年我看他，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等到我也到了相似的年龄，再回望自己，好像有点懂了。这种体会，很特别，也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