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1月09日 星期四
历史铭记《伟大的飞越》
第15版:军界瞭望 2023-07-19

历史铭记《伟大的飞越》

苏联导演施涅伊杰罗夫在中国

施涅伊杰罗夫所搭乘的飞机即将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

施涅伊杰罗夫

上海大学生向民众宣传革命思想

黄埔学生军参加广州群众反帝游行

苏联报纸有关航空探险队在中国的事迹

探险队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航线示意图

常立军

如果您想品味百年前有血有肉、有景有情的上海,特别是见识上海街头勇敢的革命者,那么名为《伟大的飞越》的外国纪录片就不容错过。这部摄于1925年的片子凝聚了苏联著名导演施涅伊杰罗夫的心血,他用镜头忠实记录了大革命前夜的中国,特别是有关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风貌、人民生活和工人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宝贵素材。当我们广泛引用前辈作品时,是否也应知晓作品背后的辛酸苦辣呢?近日,俄罗斯有限开放的档案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伟大的飞越》。

主动请缨

施涅伊杰罗夫,1900年出生于莫斯科,从小饱听当水手的父亲讲述周游世界的故事,立志要阅遍全球。1917年中学才毕业,他就参加了十月革命,还自告奋勇组建全俄首家拖拉机驾驶员学校(间接还能培养红军坦克手),他的信念是——只要有机会就满世界“浪”,积攒阅历。

1920年,命运向他招手,给苏维埃电影事业拓荒人汉让科夫当助手,担任摄影棚剪辑车间主任。施涅伊杰罗夫可不想当“打酱油的”,全身心研究电影,认真观摩十月革命前拍摄的1000多米国内外电影镜头,还经常泡图书馆,汲取营养。两年后,他跟随汉让科夫加入无产阶级电影股份公司,这是全苏工会组织的宣传机构,他们主要分担拍摄反映青年教育和劳动的宣传片,成为这一领域的“大拿”。

1925年夏,受国际形势影响,苏联政府“为了声援民族革命的东方国家”,责成空军教育专员施密特组织首次国际探险飞行,计划航线是从莫斯科经中国到达日本,把苏联“软实力”传播到东方去。因为是政府出面,此行可谓大手笔,足足有6架飞机参加,包括AK-1“拉脱维亚射手”、容克-13“真理”、容克-13“红色精梳毛纺工”、两架R-1和一架R-2邮政机。

此前,许多国家也搞过类似飞行,但几乎都失败了,施密特向记者坦承,这次探险哪怕有一架飞机抵达终点,就算大功告成!无产阶级电影公司本打算派摄影组随行,但那些摄影师一听施密特的话就纷纷打退堂鼓,只剩下“小青年”施涅伊杰罗夫坚持要去,可领导怕他难堪重任,使劲地摇头。情急之下,施涅伊杰罗夫拉上摄影师朋友布留姆,以两家住房作抵押,合伙买了摄影机和胶片,苦求施密特带他们去,终于把自己送上吉凶莫测的探险飞行。“我想,我准行!”这是施涅伊杰罗夫临走前丢给原公司领导人的最后一句话。

在飞机里爬行

1925年6月10日上午,全部6架飞机浩浩荡荡地从莫斯科出发。百年前的飞机可不像今天这样完美,用时髦的话调侃,那就是“带翅膀的拖拉机”,既没有舒适的气密机舱,也没有导航器材和准确地图,飞行员只能靠地形地貌、河流山脉、依稀可辨的铁路商道去识别方向,至于在天上拍摄,那就更遭罪了。

当时,施涅伊杰罗夫和布留姆是搭乘名为“红色精梳毛纺工”的飞机出发的。这架飞机个头小,功率低,为躲避陌生航线上凶险的气旋,所有起飞时间都放到黎明时分三四点,上午八九点就降落,目的是确保最稳定的气象和观察条件。摄影师是透过飞机非常狭小的窗户往外拍摄,而且在机舱里来回走动都要相当小心,因为这会导致飞机重心改变,危及机体稳定。他们不得不张开三脚架,自己肚皮朝下在三脚架下爬行,拍完一边再拍另一边。雪上加霜的是,一路上大雨、浓雾就像家常便饭,严重影响了拍摄的正常开展。

最让人头痛的是抵达贝加尔湖西岸的伊尔库茨克时,机长实在嫌飞机超载受不了,强行吩咐将三脚架及其护套,还有摄影必需的设备都塞进行李箱,用铁路运到下一站,直接让摄影师无用武之地。而飞机一落地,便是让人抓狂的等待:“怎么设备还没到呀?要拍东西,却什么也没有!”

勇气智慧缺一不可

吃足了苦头,包括“红色精梳毛纺工”在内的4架飞机总算于7月13日抵达北京,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等同大使)加拉罕前往南苑机场迎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扶上位的临时执政段祺瑞视支持南方革命运动的苏联为“赤祸”,本不想出面款待,又怕舆论批评,只好捏着鼻子设宴接风,假惺惺地给航空队成员授予奖章,可暗地里命令各地军警严密监视,“防范俄人过激宣传”。

通过向施密特争取,施涅伊杰罗夫和布留姆加入两个继续在华飞行的机组,经汉口飞往上海,接着去正闹革命的广州。剩下的两个机组则从奉天(今沈阳)经朝鲜、日本回国。

施涅伊杰罗夫在回忆录里说,要记录“伟大邻邦”的“真实容颜”,勇气和智慧缺一不可。拿技术来说,从长城往南,天气越来越热,光线也非常强烈,导致胶片的乳胶层脱落。他们不得不在上海购买专用的德国“热带胶卷”,化解气候带来的麻烦。政治上,如前所述,苏联人只要在军阀控制的地方,密探就紧盯不放,所住宾馆房间屡屡被强行搜查,逼得他们不得不把胶卷藏起来,以免被充满好奇心的各方暗探搜走。

拍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时,施涅伊杰罗夫经常碰到麻烦,比如拍摄美国使馆,奉军军官不问三七二十一,指挥马弁(护兵)就要抢摄影设备,他想要理论,却挨了一顿老拳。

和北京的拍摄比起来,上海的工作更不轻松。尽管苏联摄影师事先经谈判拿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活动许可,但由于帝国主义和苏联不共戴天,加上租界庇护数万逃出来的俄国白卫分子,拍摄形同“战争状态”,用施涅伊杰罗夫的话说:“包围的密探多到你没空去分辨,只有拍摄结束,我才能搞清楚所有人的嘴脸。”

拍完租界后,施涅伊杰罗夫等人又转战上海华界,走进工厂、工人夜校、棚户区,拍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学习小组、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等珍贵镜头。有一次,他们在拍摄党组织为工人筹款时,突遭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执法队逮捕,所幸经苏联总领馆出面,他们才安然脱险,但条件是立即从上海回国。不过,施涅伊杰罗夫等人带着藏有底片的箱子离开上海十六铺码头,却没像军阀以为的那样北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而是转战广州,那里是国共合作的大本营。此刻,广东革命政府正酝酿北伐,支持工农反帝运动,苏联摄影师终于有了自由的空间,拍到许多千载难逢的画面,“尽管珠江沿岸遍布地主富农武装和土匪,我们必须有武装保护才能外出拍摄,但广州的人民给予我们最无私的帮助,这是我们工作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

中国即将翻天覆地

1925年10月,施涅伊杰罗夫和布留姆回到苏联,剪辑制作了长达2031.6米的大型黑白纪录片《伟大的飞越》,并在此后几年一直占据着苏联乃至欧洲影院。如今,这部电影原片保存在俄国家电影档案馆里,观众不仅能跟随摄影师重温苏联飞行员途中遇到的惊险故事,还能通过布留姆的眼睛(他被施涅伊杰罗夫摄入影片,成为变相的主持人)深入浏览神秘的中国。

影片既有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和毛乌素沙漠、连绵不绝的燕山山脉,更重要的是忠实记录了中国各地风貌。比如在北京,可以看见颐和园、清晏舫,英美驻华使馆建筑,川流不息的马车、苦力和行人,古老的城墙、贫民区、皇家别墅等。在上海,可以看见外滩、中国帆船、外国军舰、沿街商铺和手工业者,甚至还记录了英资工厂工人罢工、警察逮捕施涅伊杰罗夫并检查苏联飞机等镜头。在广州,记录下珠江码头及来往船舶的场景,大街小巷的车流、人流和商业区的繁忙景象,稻田里劳作的农民,以及沙面租界里的英国使馆等等,尤其是镜头里出现抗议英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和海陆丰农军训练等场景,今天看来都格外珍贵。

在某种意义上,纪录片《伟大的飞越》保存了即将天翻地覆的中国的原貌,也为今天的中国人了解“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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