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我要定了”

林少华

说起来，很多人知道我是个翻译匠，但未必知道我是个教书匠。其实我首先是个教书匠，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而且，较之翻译、译书，我更喜欢教书。

1982年当老师，今年是我从教四十一年。1985年设立教师节，今年是我过的第三十八个教师节；而且，这两组数字还可能不会定格——我任教的中国海洋大学打过招呼了，希望我继续留任。不过说实话，我有些犹豫。原因很简单，我已经老了，没准正在向老年痴呆一步步靠近。而另一方面，我又真心喜欢当老师教书。有人说教书和种树是世界上两件最好的活计，何其幸也，两件我都喜欢，都有幸勉力为之。

刚才说了，我是1982年当老师的，那年我最后一个走出吉林大学研究生院的大门。也就是说，我当老师的可能性始于考研。实不相瞒，考研考了两个第一，笔试正数第一，面试倒数第一。正数第一是因为我考研前背了两块砖头厚的2260页日汉大辞典；倒数第一，是因为我大学毕业三四年几乎没有讲口语的机会，口语明显退步了。事后得知，就在我退场后，主考老师用日语问其他四位面试老师“可か不可か”（可还是不可）而出现短暂沉默的那一时刻，我的导师一拍桌子说：“这个人我要定了！”那真是惊心动魂的七个字！因了这七个字，人生指针忽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从此指向光荣与梦想，指向通往大学讲台的大门。我想，在那个仅次于“to be or not to be”（生还是死）的时刻，导师一定从我身上、从我试卷中发现了某种特殊的什么。

这么着，多年后同样成了研究生导师的我，也开始留意从报考研究生的年轻人身上发现某种特殊的什么。我清楚记得，十几年前我接到一封来自遥远的宁夏的信，写信人说她大学读的是财经专业，毕业后在银行工作。但她不喜欢和钱打交道，而喜欢文学，喜欢日语，自学日语好几年了，很想考研以便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信写得情真意切，而且颇有文采，几个比喻尤其用得精巧。总之有打动我的什么。后来阅卷时我眼前忽然一亮：一份试卷的翻译题做得不是完全正确，但有灵性的光闪。职业经验告诉我，“正确”易得，而灵性难求。我当即打定主意：这个人我要定了！多巧，这个人正是她，正是给我写信的那位年轻的女银行职员。

事实证明我要对了。毕业后她去一家主要出版文学译著的出版社面试，我得知后到底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一位社领导，对方直言快语：“林老师你不打电话也毫无悬念——这个人我们要定了！这个岗位的编辑，我们招好几年了，从未碰到对文字这么有感觉的……”

我还想说的是，让我产生“这个人我要定了”那种冲动的，不只于阅卷当中，还来源于信上、会上、网上。广东南海曾有一位高三女生在来信中写道：“看村上的作品简直就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您的精彩翻译使村上的才华展示得更加淋漓尽致。”2020年一次上海读书会，一位读者悄悄递给我一张明信片：“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到上海。阅读林译这么多年，是我来到这世上的荣幸。”落款为“您的忠实粉丝”。网上B站留言中的就更多了，这里只举一例：“您翻译的村上春树先生的书我几乎全部看过，您的翻译太精彩了，尤其是您在《海边的卡夫卡》写的译序，我初一时候看的那本书，现在初三了对那段文字记忆犹新。”

你说，作为老师、作为译者，有谁会不为这样的文字动心呢？不，那不是文字，而是一颗颗纯净而滚烫的心！我真想当面向她、向他、向这个世界说一句：“这个人我要定了！”

或许你想说，原来林老师只要点赞自己的同学啊！不，也包括批评我的同学。如前不久一位读者指出《列克星敦的幽灵》译序中的一个失误：把“初中”误为“高中”。一字之差，不反复核对不可能觉察。认真！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个人我要定了！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么多读者，里面不知有多少“我师”。在这个意义上，一本译著并不是我一个人译的，而是大家一起译的。大家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因此教师节也未必是从事教师职业之人的专属节日，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节日。

教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