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先生交办的任务

王汝刚

小时候，我参加区少年宫业余合唱团，老师教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我很喜欢这首歌，也记住了词曲作者——贺绿汀。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与他竟有一面之缘，参与完成一项他交办的任务。

1992年秋天，我担任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一天，文联领导召集会议，布置任务：为评弹艺术家徐丽仙先生塑像，而提出这建议的，正是贺绿汀先生。

说起贺绿汀与徐丽仙的渊源，由来已久，贺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也是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他对民族音乐非常关心，要求音乐家深入生活，关注民族音乐的研究。在他的感召下，连波教授到上海人民评弹团（上海评弹团的前身）参与音乐整理工作。在工作中，连波发现徐丽仙开创的“丽调”很有发展潜力，就带着徐丽仙演唱的《新木兰辞》《情探》等录音，向贺院长推荐介绍。

贺院长认真聆听用简陋设备录制的音带，认为“丽调”突破了评弹唱腔固定不变的程式伴奏，从按词行腔的吟唱中塑造了个性鲜明的音乐形象。他说：“徐丽仙的唱腔、伴奏丰富了民族音乐，值得研究”，因此决定请徐丽仙来音乐学院录音，用最好的音响设备，原汁原味保留“丽调”的精髓。连波兴冲冲把好消息告诉徐丽仙老师，却遭到谢绝：“衷心感谢贺院长的知遇之恩，但是这个任务，我恐怕难以完成了。”原来，徐丽仙刚被医院确诊为“舌底癌”。

贺院长知悉后，不顾年迈体弱，亲自登门看望徐丽仙，鼓励她与病魔抗争。徐丽仙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一定配合医生治疗，待病情稳定心甘情愿参加录音。

治疗过程中，徐丽仙为了保护嗓音，毅然拒绝手术，采取保守疗法。一度病情稳定，征得医生同意，就争分夺秒参加录音。

贺院长亲临现场指导工作。他目睹徐丽仙为了解决疼痛难熬、吐字不清的困难，硬是含一口冰块，运一句腔，与病魔顽强抗争的情景。素有“硬骨头”之称的贺院长不禁心酸眼红，再三嘱咐：“不要急，慢慢来。”最终，徐丽仙以超强的毅力，圆满完成任务，为音乐宝库留下了宝贵资料。

徐丽仙逝世后，贺绿汀院长痛惜人才，不仅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徐丽仙追思会”，给予高度评价：“这就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同时，他又提出要为徐丽仙塑像，表彰她为民族音乐作出的杰出贡献。文联领导十分重视，把任务交给曲艺家协会和音乐家协会，共同落实完成经费、择地等问题。

记得那天大家听了两位艺术家的这段故事非常感动，决心把感动化为行动。原以为筹资问题不大，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困难不小，关键在于，当时对传统文化关注度不高，以致资金、场地等都成问题。

正当困惑之际，传来消息：贺院长要开工作推进会，商议解决困难的办法。当时，贺院长正在住院治疗，因此，会议就安排在华东医院病房。

1995年6月11日，我们见到了尊敬的贺院长。那天，他特地换上灰色茄克衫，戴上助听器，操着带湘音的普通话，亲切地说：“欢迎各位老朋友，欢迎新朋友王小毛……”我心头一热，代表曲协向老人家汇报情况：“您的提议大家都赞同，但塑像安放在上海有困难，大家认为安放在徐丽仙故乡苏州比较适宜。曲协领导李庆福、蒋云仙带着我，已经两次去苏州枫桥落实场地，当地政府非常支持，目前资金还有缺口，正在努力解决。”

贺院长频频点头，表示理解。我继续汇报：“去了苏州才知道，徐丽仙有位姐姐徐新妹，抗战期间，担任太湖游击队通讯员。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敌军逮捕，年仅16岁英勇就义，牺牲时留下掷地有声的遗言：‘我投了红旗，不投白旗’。新中国成立后，徐新妹追认为革命烈士。”

贺院长听罢颇动感情：“一个是通讯员，一个是宣传员，姐妹俩都为党的事业作贡献，我们不能忘记她们。如果经费有困难，让我个人出资吧。”

贺院长的言行推动了工作的进展。我们拿到了贺院长的题词“人民音乐家徐丽仙”，很快解决一切问题。1996年5月31日，评弹艺术家徐丽仙的汉白玉雕像在苏州枫桥公园落成。当天，上海曲艺家协会举办文艺晚会，酬谢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不少曲艺家积极参加义演，与徐丽仙齐名的“江南金嗓子四姐妹”中，健在的艺术家戚雅仙、杨飞飞、梅兰珍以不同的形式表达敬意。贺院长知道这次盛况后，欣慰地笑了。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20周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这段亲历，虽然与他只有一面之缘，但是，我为能参与他交办的任务而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