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
曾祖父王国维以弱冠之龄离开家乡,后来辗转苏州、上海、北京和海外,一直没有置办过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说,做过很多年的“沪漂”“京漂”,一直是赁屋居止,随遇而安。书房不常悬挂匾额,斋号主要是在文章题记和个人的印鉴上用到。李零先生曾作《王国维居名室号考》,有非常详尽的考证。
曾祖父在苏州和北京究心词曲,广搜文献,自题其居曰“学学山海居”,并有“学学山海居藏书”印,与他这一时期的兴趣有关。他说:“钱遵王、黄荛圃学问、胸襟、嗜好约略相似,同为吴人,又同喜词曲。遵王也是园所藏杂剧至三百种,多人间希见之本。复翁所居,自拟李中麓‘词山曲海’,有‘学山海居’之目。然其藏曲之见于题跋者,仅元本《阳春白雪》、明杨仪部《南峰乐府》数种,尚不敌其藏词之精且富也。”(《录曲余谈》)复翁是清藏书家黄丕烈,李中麓是明戏曲家李开先。李氏富藏词曲,号称“词山曲海”,黄氏效之,自题其居曰“学山海居”。曾祖父在“学山海居”上复加“学”字,表示要追迈前贤。这方印章经历沧桑变迁,幸运地存留下来了。因为没有边款,不能确知是何人所制。罗振玉为他刻印最多。在日本临时书翰题识时手头没有印章,还借用过罗的“东海渔夫”印。
他不大有在藏书上钤印的习惯。倒是身后经蟫隐庐主人罗振常转售到日本的一些集部词曲书,临时补钤了一个朱白合文的“王国维印”印记,是罗振常本人所刻。
在日本京都客居时,曾祖父一度为《顺天时报》等刊物写稿。当时要以文字养家,并不期望引起时人关注。所以先后用了“二牗轩”“礼堂”“词山”等笔名,都是刊载时临时采用,“礼堂”是友朋通札也用到的名号,其他的几个后来都弃置不用。
1916年回到上海后,他作《史籀篇序录》时篇末署“丙辰二月书于海上寓居之尚明轩”。当时居所逼仄,致沈曾植的一首诗中形容“庭除确无土,井谷深无天。抵顶眠群儿,积薪庋陈编”。搬家环境改善后,这个斋号也就不再用了。
曾祖父早年即用“静安(庵)”字号。1905年出自选诗文集,题名就是《静安文集》。刚进《时务报》旧址时,同僚只知道他是“王静安”,还有误记成“黄静安”的。张元济先生后来写信给他抬头屡称“敬庵先生”,可能也是谐音误记了。他后来的住地在爱义文路大通路吴兴里,现址是静安雕塑公园,正好与他“静安”的字号暗合。有一方“静安”朱文印是广东篆刻家邓尔雅刻的,邓氏印谱里没有收录,端赖此印存世,证实二人曾有交谊。
曾祖父在上海的斋号还有“永观堂”。一九一七年底,他自订旧作,题名《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致罗雪堂札:“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此三字尚大雅。去岁小集亦题《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三月二十日雪堂复信“写成奉政,乞惠存”,这是他在上海最常用的室号。“观堂”这个室号则是“永观堂”的节略。同时代人回忆和学者们的考证都认为,这两个室号出自对日本京都永观堂禅寺的怀想。曾祖归国百年之后,我去永观禅院瞻礼,依然能够体会到此地景致的旷奥和静穆,令人流连不忍离去。海宁盐官整修过的故居有“娱庐”的匾额,这其实是他父亲乃誉公的斋号。曾祖父一生安逸的日子着实不多,即使专注研究戏曲的时期也不去看戏,更不讲求耳目之娱和居室精雅,除了为衣食谋的种种不得已,始终贯注心力于求知和治学,是一位举世难得的纯粹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