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与赵景深的君子交

杨柏伟

作为一个曾经的、不太称职的辞书编辑，如果让我为叶圣陶和赵景深两位先生写人物词条，我发觉他俩的“概括语”竟然可以“共享”——作家、学者、教育家、编辑出版家。

叶圣陶与赵景深的年龄差了八岁。他俩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叶是1921年创办时的发起人之一，而赵则是在两年后入会的。据赵景深回忆，他俩的文字交正是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赵在天津《新民意报》编《文学副刊》，常在《小说月报》和《儿童世界》上看见叶写的小说和童话，非常喜欢。后来叶编《诗》月刊，赵就投去了两首诗，从此两人开始了通信。此后叶主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赵又投去不少稿子，几乎该刊每期都有赵的稿子。多年后赵还颇为得意地说：“有时同一期登我的稿子两三篇，几乎成为我个人的专号。”1924年，赵景深为叶圣陶的第二部创作集《火灾》写了书评，文末他感谢叶圣陶“将温柔敦厚的人格感化了我这彷徨歧路的羔羊，使我很愉悦的饮着幸福之泉”。

两位神交到1925年才在上海晤面，此时叶圣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正主编着《文学周报》；赵景深先是做教师，到1927年进入开明书店，“接棒”叶圣陶，主编《文学周报》。1930年，赵景深离开了开明书店，成为北新书局总编辑，并任复旦大学教授；一年后，叶圣陶离开商务印书馆，成为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主编。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叶圣陶与赵景深两位每每于开会或聚餐时见面，《叶圣陶年谱长编》《王伯祥日记》中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实况”。

虽然叶赵各忙各的，鲜少串门的机会，赵景深记得他仅有的一次去叶家，居然亲见叶圣陶和妻子、小孩和亲戚，全家动员编辑《十三经索引》。他们之间的交谊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他们的著作每有出版，还是会想着互赠求正的。

经历了抗战八年离乱，1946年2月，叶圣陶从重庆回到上海，主持开明编辑部的工作，与赵景深等老友重聚。这年8月，赵景深应《上海文化》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叶圣陶论》，称赞叶是“真正的教育家、理想的编纂者”，这与叶圣陶对自己的定位——一是编辑，二是教员，不谋而合。其实赵景深本人，又何尝不是呢？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副局长（后来兼任局长）。在对私营出版业进行整顿和改造的同时，取缔了一批有政治倾向性错误的书籍，第一本书就是由赵景深担任总编辑的北新书局出版的《新知识辞典》。这个决定是叶圣陶1950年3月10日在出版总署的集会上宣布的：“此书有违人民民主，故令其收回销毁”，给“出版家及读者以一种刺激，并望出版家认真编撰也”。事后，赵景深想修补后再版，叶圣陶认为不妥，他于3月14日给赵景深复信。复信言辞恳切，以理服人，叶圣陶不愧是“圣人”！北新“改编增订，精审细校”的《新编新知识辞典》于1950年10月初版后，到1953年重印了十多次，畅销不衰，这也验证了叶圣陶所言“北新之名噪，而实利亦复不菲”。

如今，叶圣陶与赵景深两位先生谢世均已三十余年。叶老的二十余卷文集以及他的传记、年谱都已出版，他的各种作品选本也不难找到。然而赵老较为完备的文集却至今未见，这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