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樱的苦恼”

徐丽遐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和作家汤山玲子曾经有一个对谈，讲到一个词“山口百惠的诅咒”。说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影视歌三栖明星、风靡全亚洲的超级偶像山口百惠在21岁那年，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选择退出演艺界，走进家庭，以成为贤妻良母为一生的目标。在告别演唱会上唱完最后一曲，她将麦克风放在地上后转身离去。那一代日本女性往往只能在工作和婚姻之间二选一，当时日本这种社会氛围非常强大——女性要努力学习工作、尽情燃烧自己，然后毫不留恋地投入家庭。这样的道路被推崇，被效仿，如果想有不同的选择，就会受到质疑和排斥，以至于上野千鹤子和汤山玲子回忆起来忍不住感叹，对有些女性而言，山口百惠的选择简直成为了“山口百惠的诅咒”。

同样是在日本，多年来，更多的女性选择事业和家庭兼顾，不再追随山口百惠的道路选择，她们过得好吗？山口百惠隐退四十多年以后的2023年，凭借《小偷家族》里的精湛表演获得世界范围瞩目的女演员安藤樱，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表达了自己在事业和育儿两者之间无法平衡的苦恼。

在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终生研究女性劳动力，成为母亲的职业女性长期是她关注的议题，她的名字叫克劳迪娅·戈尔丁，2023年10月9日，她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光时刻——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她，获奖理由为表彰其“推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在她的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克劳迪娅·戈尔丁利用200多年的数据来展示——虽然历史上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可以用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来解释，但当今社会，这种差距主要存在于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而且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出现。对成为母亲的女性劳动力的关注，是她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学界，探讨性别、妇女的公平问题往往被认为是非主流议题，诺奖对克劳迪娅·戈尔丁的肯定，昭示相关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

如何当妈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也是我与女友杨金鑫闲聊时她经常提起的话头，女性在男女平等的道路上依然处于弱势，同时又常常被预设为家庭的照料者、育儿的担当者。当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能否不因性别、育儿的压力，为社会发展尽情贡献出她们的智慧，获得自我成长？如何构建一个“育儿友好”的社会，缓解低出生率的世界难题，让女性更有生育意愿且不必放弃梦想的追逐？我知道这都是她思考和研究的兴趣，而且她不止步于兴趣，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在阅读大量的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著作的基础上，经由自己的独立思考，她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母亲》这样一本书。

安藤樱在讲述自己的苦恼的时候也谈到，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的确，育儿与家庭的平衡，需要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改善，路何其漫漫。从母亲自身来说，表达出自己的生命体验，做出相关的研究，引起全社会的思考和关注的同时，如何获得母亲这个角色的人生意义感，从哪些维度增进母亲的力量，是杨金鑫写作的初心和缘起。要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苦恼，推动社会向“让每个人的人生都出彩”的方向去改变，但又不能止于说出苦恼，固步不前，因此，这本书从过往的研究中，挖掘相关的思想资源，叩问艺术作品中的想象性方案，寻找隐藏在复杂现实生活和具体生命体验中的，可以为母亲赋能的力量。

这是一本写给母亲的书，书中提出了十种母亲身上本来就具有可能还未发现的力量，共情力、表达力、软实力、自我赋能力……引领每位母亲都成为有力量的母亲；这又不是一本只写给母亲的书，而是向所有女性敞开的书，更是向所有读者敞开的书，“母亲”是一个体现“关系”的角色，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关系中保有自我与实现个体的成长，如何相互促进，从母亲的成长路径中，都会有启发和借鉴。

阅读中，我常常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作者拆解了大量的影视剧、文学作品，欣赏全书浅近平易又很有味道的语言的同时，能够体会到其中透露出来的作者的哲思。行文用情，笔触谦逊。

去年早春时节的一个夜晚，她把初稿交到我手上。我有一丝惊讶，细想也在情理之中。惊讶在于，离开电视台，她进入影视行业，工作非常繁忙，能挤出时间写一本书，着实不易；情理之中在于，在当下这个纷扰时代，她是那种始终如一地关心精神生活的人，自觉地思考个体的生命处境，并且试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人，是对生活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并且步履不停地去探索、去耕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