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
事情要从我的儿子小时候说起,大约在他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寒假前开家长会。老师把我招进办公室,拿出一张试卷,指着签名处问我:这是妈妈签的吗?我一看,红色水笔打的分数,阿拉伯数字“90”,旁边就是我那两个字的大名,字迹奇特,可谓集故作潦草的端正与掩藏幼稚的笨拙为一体,一眼看去触目惊心。那是一次很多孩子都考100分的阶段测验,儿子的90分几乎垫底,他不愿意在我面前展示这个成绩,但他必须完成家长签名,于是,他完成了一次模仿的“杰作”。
家长会结束回家,我犹豫了很久,终是克制住,没有质问儿子。直到一个月后,他请我在寒假作业上签字。我大笔一挥写上我的名字,抬头说:给你提个建议,你可以学学我的签名,万一考砸了不好意思让我签,就自己替我签上,学得像一点,不然老师会发现……儿子低头不语,我亦没再追究。后来,模仿家长签名的事,好像再没发生过。
还有一次,某个星期天,送儿子去上每周一次的奥数课外班。到达学校才得知老师有事,把课调到了前一天,今天的课昨天已经上过。我有些气恼,压低嗓音问儿子:怎么回事?调课你不知道?
他摇头:老师没通知。声音很轻,貌似底气不足。
我几乎当场爆发:老师没通知,那为什么别的同学今天都没来?
这话我没说出口,我按捺住呼之欲出的怒火,猜测着事情可能的真相。我想,我应该了解我的儿子,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有些执拗,并不十分调皮,爱看书,也不厌学,不应该为了逃课而撒谎,大概率是忘了调课通知,被我质问时本能地想要逃避被责骂,于是撒谎“老师没通知”。
带他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不批评,也不剖析,我希望以缄默表达不赞同,同时也想以缄默表达些微的理解。虽然,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未必能准确解读我复杂的情绪和态度,但我已经在心里自问过多次:你小时候有没有对父母撒过谎?当然有!你有没有因此而变成一个坏人?当然没有!好吧,那就放过儿子,就像当年我的父母放过我。虽然他们只是因为忙于生计而无暇考证我是否撒谎,抑或是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教我,甚至,他们早已发现我撒谎的端倪,只是“大心脏”让他们习惯于放过我。
我知道,这两个故事说出来,一定会收获很多批评的声音。当孩子撒谎时,我们要如何恰当而又有效地实施作为家长的管教责任?这当属教育范畴的问题。多年以后的今天,那个小时候也许撒过很多次谎的孩子,已经大学本硕毕业,成了一名央企科技工程员,每天早出晚归地上下班,每天乐此不疲地工作着。他没有变成坏孩子,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当年我替他缝合了多少次谎言。但我愿意相信,有时候谎言不被揭穿,很有可能是一次对尊严的救赎。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内心依然充满了侥幸与后怕。儿子的故事,并非可以无限复制的经验,因为生活是多元的,人性是复杂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实话实说”,更多时候,我们还喜欢隐瞒真情。当谎言从我们嘴里说出时,我们是不是该质疑自己的德性?事实上,这早已是千百年来哲学家们最普遍的思考,《理想国》中,柏拉图就通过苏格拉底的嘴,雄辩地说出了关于“高贵的谎言”的理论:我们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那么显然,我们应该把药物留给医生,一般人一概不准碰它。
好吧,有生活,就有哲学。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那个有能力掌握“虚假”这种药物的医生。这才是真正的难题,用评论家汪政先生的话说:人类自古就有两种传统,也有两种言说方式,一是诚实的,一是虚伪的,一是真话,一是谎言,一是揭明,一是隐藏……抽象地看,这两种传统与方式都非关善恶,它们都可能缘于良善,也都可以带来恶果。而我愿意认为,这也是生活中属于文学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