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书与减书

蒋鸣鸣

未成家前，父母帮我弄了套两居室公租房。

我将父亲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毛选四卷》《鲁迅杂文》《康熙字典》等，连同自己的有限书籍，一股脑儿地迁入新居。父亲嘟囔道：“书都搬走啦，我要看咋办？”母亲说：“你整天忙碌，几时静下心来翻过几页？如今正好派上用场！”父亲听后，没再吭声。

此是40年前的陈年往事了！

没过两年，路边书摊、私人书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新华书店架上，更是琳琅满目。我之藏书，日渐充实。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分到了7楼新房，将书一趟趟往上搬，不感疲倦，唯觉兴奋。除购书本埠，外出参观之际，我逢书店必进、遇好书必买，导致家中“书满为患”。

2006年，我购买新房，卖掉老房。搬家时，因书太多，我将妻陪嫁的四口挑箱中的两口，装入书刊，赠给买主。

新居两层。我将部分书籍，塞入下层衣柜和另外两口挑箱。几年后，衣柜书刊受潮发霉，我把要紧之书曝晒数日，抹去霉斑，迁上二楼。余下处理。

不久，某作家于老家建“阅览室”。我掀开两只挑箱，见书完好如初，将其打捆寄去，福荫众生。

潮水般涌来的，依然是书刊。

自费订的、协会给我订的，以及市里和各县区文联、作协杂志，加之赴异地采风，携回的书籍等，不胜枚举。此其一；

其二，文友所撰新书，时常馈赠给我；

我曾立誓：不再购书！然手机上网，浏览购物时，“书们”照样冒出屏幕。

眼瞅着色彩缤纷、种类各异的新书，你能抗住诱惑吗？我重陷购书狂潮：新添的《中国祠堂》《本草纲目》《老老恒言》《天工开物》等，与文学之书，一道品读。

“文史哲”不分家。前些年，购置了《世界史》《光荣与梦想——1932至1972年美国叙事史》《中国史》《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万历十五年》《北洋军阀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文学作品，添置重点：一是年选；二是缺漏；三是全集。购年选如《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散文卷》等。补缺漏如文震亨的《长物志》、袁枚的《随园食单》、乔治·桑的《田园三部曲》，以及《诺奖大师短经典》等好书，不吝银钱。购全（别）集，如《汪曾祺别集》《孙犁文集》，果断置下。

书柜桌面窗台床头柜，被书挤压不堪，仿佛闻听到它们发出了“吱呀吱呀”的呻吟声。

我咬咬牙：处理杂志，腾出部分空间。

我一本本审阅，耐读的，留下；一般的，“忍痛割爱”。然它们仍似山间溪水，汩汩涌来。我之审读，竟如乌龟爬行。

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