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晖
美国作家何蒂姆·高特罗的短篇小说《偶像之殇》,精彩地描绘了一位63岁退了休的打字机修理工继承了外祖父的遗产,一栋乡村大宅和六英亩的土地。他开始不自量力地修缮破败老宅,毫不听取他人的劝告:“按照你的速度,花一百年也只能使这宅子看上去像堆豆腐渣。如果你住在里面,这屋子会杀了你。假如这是你的梦想,那么,它就是你的噩梦。”——果然,老化的厨房管道在严寒天来临之刻,突然着火,将老宅子烧为一片废墟。
影片《坠落的审判》中的男主角,其实就是让他的“乡村祖产”别墅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儿子生病后,他辞掉教书的职业,携妻儿回到乡下。向银行贷款修缮老宅,梦想做成民宿。没有职业哪里来钱还贷?也许只有妻子写了几本书的稿费。可他埋怨妻子写书的灵感,大多来自他的笔记。他将夫妻对话的几段音频发给他的出版社朋友,编辑对这样的“原始素材”当然无法回应。妻子也写自己的生活,却是频频出书。影片的开头,便是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来乡村别墅采访偶像作家。底楼的对答很是欢快,楼上的音乐却刺耳干扰。采访无法继续,这丈夫的心态很是问题。
亲自做工装修,装修的钱又像一个无底洞。黑洞般的未了工程,加剧了男人事业不成功的焦虑。
法庭依据丈夫坠楼前一天的录音音频,将女主角视为谋杀嫌疑告上审判台。这段夫妻吵架,从动嘴到动手到器皿炸碎,种种激烈震惊的声音也是全片的高潮,戏剧冲突的尖锐之点,男女心理强弱的逼真写照。“你把我的时间拿走了!”“你拿我的创意写书成功了。”“你出轨。”“每一次你外出活动都说‘只这一次’。”一个耳光,是妻子打丈夫的。
女作家一直维持着镇静与风度。男主人崩溃并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如果女人弱一些,很容易变成怨妇:“儿子是你应该接他而你没接,派了保姆,结果才发生了车祸。”“离开伦敦回乡下老家也是你的主意。”——传统惯例,仅仅儿子变失明,母亲可能就会变成歇斯底里。影片中的“怨夫”替代生活中更普遍的“怨妇”,有人说代表了编导女性主义的态度。当男人承担着女性的宅家义务时,结果会如此不堪。但更加强烈的感觉是,女编导在聪明地揭示:性别在今天是不重要的,人本身的才华能力与心理素质才是关键。
看外形,丈夫是个胖胖的帅哥,壮实,俊朗,完全不像忧郁症;而女主角,并没有女性的妩媚漂亮,却是男女统吃(丈夫指责她出轨女性)。编导的嘲讽,超越了道德是非,更直抵事物的本质。创造力是生存力,意志力是生命力。
“谁强大谁才能生存”,这一条,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夫妻关系。在压力重重的当下社会,同舟共济,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人社会性死亡,却梦想在婚姻里自信,很难。失败如果归咎于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人,炸弹在家庭里就悄悄埋下。
《坠落的审判》并非沉湎于一个家庭的悲剧故事、纠缠婚姻关系的道德评判。它获得2023年金棕榈最佳影片与2024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是因为它既有艺术的玩味性,更显敏锐犀利的当代性。出生于1978年的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自己编剧的电影故事,多有作家写作取材于自己的生活,又在生活中被自己的创作影响,比如《西比勒》。非虚构与虚构纠结缠绕,一来是嘲讽:如此困境是作家才能的有限。二来是嘲讽凡俗生活的无聊与重复。《坠落的审判》中胜利的女作家真的胜利了吗?如果她写的是侦探故事、历史故事,而不是她自家的故事、婚姻的故事,至少她丈夫可以少掉一条绝望的理由。对于同样有写作梦想的丈夫,成功与失败的比较,是要出人命的。而“你的成功即是我的成功”,或者“我的成功即是你的成功”,超越坠落悲剧、夫妻怨艾的正剧或者喜剧,它存在吗?婚姻是一个共同体,对于作家妻子的道德审判,它存在吗?电影结束,它同时把一条条人性疑问抛给观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