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精简

曹正文

1977年春，我投在章培恒先生门下学文史。章先生在教我读《二十四史》同时，也很关心我写作。过了一年，章先生让我把发表的习作带给他看看，我把三十多篇剪报请他指教，章先生一一翻看，他用略带绍兴口音的普通话说：“你蛮努力的！但是……”接着一转话题：“你随我读《史记》《三国志》《新唐书》《宋史》《明史》，读得很枯燥吧，我让你再选读一本《古文观止》吧！”他让我回家选出《古文观止》中最喜欢的十篇。

我原以为，章先生让我分析十篇文章好在哪里？不料章先生是让我计算一下每篇文章的字数，我吃惊之余便数了一遍。章先生见我完成后问：“这十篇文章中，字数最短是哪一篇？”我回答：“是刘禹锡的《陋室铭》，仅81字。”章先生又指着我选出的《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放鹤亭记》说：“这几篇千古美文也不过三四百字，欧阳修的《秋声赋》五百余字，韩愈的《进学解》比较长，七百余字。你发现什么规律了吗？”经一提示，我恍然大悟，抬起头说：“中国古文真是精简而生动。”章先生呵呵一笑：“你学写文章，就要学中国语言的文字风格，在‘精简’两字上下苦功夫。”

章先生为了让我把文字写得精简，让我把《古文观止》上30篇佳作，用文言文写读书笔记。他谆谆善诱地说：“自古好文章都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精简’是中国古文的精髓，或许对写白话文也有所启迪。”

当编辑的日子里，我更深深体会到“文贵精简”。不少文章冗长松散是通病。章先生说：“做称职的编辑，就要帮作者的文字把把关。就像一本书的作者，在完稿前把可有可无的段落删除，让作品少一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