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表达本真的生命状态

桐庐待发

双人袖舞

双女扇舞

自画像

梨与黄菊花

庭院聚会

芍药

利维

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与安徽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玉出申江——潘玉良的艺术之旅”特展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1号临展厅中举行。伴随着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沉着华丽的旋律，潘玉良的艺术人生缓缓展开。

作为二十世纪早期融汇中西画风的艺术先驱和中国留法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人们或许应忘却她传奇的身世，聚焦她的艺术实践，去思考这样一位杰出女性如何用自己的画笔来回答自己对于艺术、文化、社会、性别等议题的理解。

——编者

勾勒出东方古典气韵

近代卓越的女画家潘玉良，1895年生于扬州，幼失怙恃，被舅舅领养，后幸遇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由陈独秀证婚，结为伉俪，教其读写，从此改名潘玉良。1913年两人寓居上海，潘玉良跟随画家洪野学习素描，其后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上海美专）学习，很快又出洋学习绘画，先后在里昂、巴黎、罗马留学。潘玉良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先后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任教，往来于沪宁。1937年，再次赴法，之后没再回国，至1977年在巴黎去世。

从潘玉良的时间轴可以看出，遇到贵人潘赞化是其重要拐点，但她恰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时，在上海接触到了新思潮，更影响了自己的成长轨迹。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大量绘画人才赴法留学，成为当时西方油画引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一战之后，法国成为西方艺术的中心，许多画家聚集巴黎相互交流，吸引大量中国留学生们前往巴黎学习艺术，原来一直以留学日本为主的青年也逐渐把目光投向了法国。其中，以徐悲鸿、林风眠、常玉、吴大羽、赵无极、朱德群等人为代表，他们学成后陆续归国，为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绘画融合探索作出巨大贡献。显然，潘玉良是他们这批艺术家里较为典型的一个女性代表。

纵观她留存的大量绘画作品，艺术风格简洁而富表现力，她的人物画往往舍弃多余细节，突出重点，以繁简对比强调浓烈情感。这些特点在她的女性人体绘画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晚期的绘画作品里，她多以色块、线条的冷暖、深浅、大小对比来加强视觉张力，带有明显欧洲野兽派艺术风格的影响，强调色彩表现力，大胆使用不落窠臼的形式和粗犷的轮廓。一言以蔽之，她的人物画，周围的留白、比例等元素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色彩总是服务于结构的永恒性或情感的充沛表达。更可贵的是作为一个东方女性，她独具的东方审美融汇进了西方油画语言中，能够在具象与意象、写实与抽象之间自由转换，人们可从她带着强烈当代绘画语言的画面背后，感受到浓郁的东方古典绘画气韵。

潘玉良的绘画作品，对女性肉体以及女性心理的细微感受与大胆表达，充满了各种层次丰富的矛盾与纠结的情绪。在一些典型的肖像画中，女人身旁常有怒放的鲜花，构图跳跃，色彩明快，同时女人的神情往往忧郁，若有所思，兼带曼妙姿态，让人能够感受画中人复杂的心理状态。色彩的浓艳与表情的纠结，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

典型如潘玉良创作于1940年的《自画像》，她将西洋技法经过逐步改造并运用到更趋向东方主义的绘画当中，合中西于一体。画面中的潘玉良身着黑色素花旗袍，头部侧仰优雅端坐，桌上瓷瓶插着色彩明艳的菊花，与她交相呼应，人物神态的迷离和哀愁，与旗袍一起共同展现出浓厚的东方古典韵味。在此画中，中国画的元素更接近于松弛的水墨意象，优雅的线条顺应勾勒之物的本色加以反复变幻，轻灵之感若有似无；同时，色块与线条之间营造出微妙的错位，又极富写意效果。

五四前后，中国女性内心的苦闷往往蕴藏着丰富而炽热的情感，这种情感以往很难通过艺术创作得到宣泄及表达。绘画给了新时代女性一种独特的途径，只要进入这种创作状态，就可以表达自己本真的生命状态。潘玉良用自己的画笔，为人们勾勒出女性主义从闺中小脚回归社会大众的历程与其中艰辛。

作画有意想不到之妙

笔者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南大就是过去的国立中央大学，也正是潘玉良留法后归国任教的高校之一。从留下的旧影可以看出，潘玉良的相貌极具辨识度，她身材不高，留齐耳短发，五官不是典型东方美人的模样，而是鼻如狮、口宽阔、唇厚重。黄苗子也见过任教中央大学时候的潘玉良，在他的笔下，潘玉良当时住在南京一个叫复成桥的地方，四十来岁，戴着很厚的近视眼镜，头发短短的、蓬松着。

画家郁风早年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搬家到上海，想继续学习，就去了南京中央大学。那时徐悲鸿也刚刚从欧洲回来，成立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他邀请了潘玉良来艺术系做讲师，后来升了副教授。当时潘玉良回国没多久，也没什么名气，知道她的学生很少。郁风看到徐悲鸿上课的教室人山人海，跑到潘玉良上课的教室，只看到稀稀落落几个学生，后来她就选了潘先生的课。虽然同班学生很少，有点尴尬，但郁风却回忆说当时上课松弛极了。学生画景物的时候照样有经费，可以自由买道具，可以自由雇模特。因为学生少，潘玉良教得也就特别用心，反而让学生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时的学生回忆，他们经常随着潘先生从南京去杭州西湖边写生，在钱塘江边，大家作了不少油画。如果潘先生作画，几个学生总爱坐在她身边看。潘先生每画一片色彩时，习惯先微闭眼镜下的双眸，似在观察、沉思，随后落笔轻快，色彩灵动。她调色不一定在色板上调，有时直接在画面上调，即调即定，有意想不到之妙。

其实，这种习惯早见端倪，潘玉良的好友、女作家苏雪林常说，潘玉良在法国学艺时，对于艺术真是用过一番苦功夫。她在里昂国立艺术学校学画时，课余之后另租石膏人像练习，苏雪林常看她整天坐在画室里，对着模型眯眼侧头，用一支笔横量竖量，还念念有词：“头等于胸的几分之几，手臂等于腿的几分之几。”打一个画稿常要费时很久，力求完美方肯罢手。在苏雪林的记忆里，另有一个细节极其生动，潘玉良预备写生一枝菊花，因为是在晨曦间作画，每天必要等晨曦来时很短的时间里画一点。一天自然画不完，就分作几天画。但又怕菊花在画作完成前枯萎了，她就半夜起来用冷水喷花，非要争取晨曦那一瞬间的光影。

在更多认识潘玉良的朋友记忆里，潘玉良不仅有男子性格，说话粗犷，一口扬州口音，更为人豪爽，敢作敢为，不拘小节，有时是不修边幅。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称她豁达大度，性格豪爽，说话大嗓门，能喝酒，会划拳，爱唱京戏，女唱男，唱黑头、须生。

晚年潘玉良多病，患有鼻窦炎，久治不愈，讲话时鼻子就哼哼，由一个开中餐馆的王姓老板悉心照顾。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赴法的留学生回忆，那家餐馆的中餐味道很好，极受留学生欢迎，大家常能在那里看到潘先生。偶尔欢聚时，她也会为大家哼一段京戏，气氛很好，只是那时的潘先生很少会和大家谈论绘画的话题。

早年得海派艺术启蒙

潘玉良的艺术人生，与海派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五四以后，在中西文化的共同碰撞交融下，上海形成了以开放、包容、融合为特色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发源于上海以及周边城市的区域性文化，善于吸收新鲜事物，绝无因袭守旧，更不受制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易于和西方文化交流融汇。潘玉良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上海，在那里得到艺术启蒙，并从上海走向欧洲，这充分说明海派文化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近代艺术发展的浓厚氛围，更成为培养近现代先锋艺术家的极佳土壤。

正是这样兼容并蓄的时代风气，形成了海派文化的悠久传统。当以潘玉良为代表的苏浙皖大批青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来到上海之后，他们首先就经历了这种多元文化的洗礼。海派文化绵延一百多年，各种艺术流派都曾在上海这片热土上交融碰撞，正是它的有容乃大与自成一格的腔调，来自各地的艺术家才能在这里实践他们的艺术理想，并将一颗颗启蒙的种子散播到远方。潘玉良和她的艺术之路，无疑生动佐证了这种海派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