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义 一株清贫的牡丹，我做到了

王振义 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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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泓冰

他安坐在沙发上，黑色的皮面磨得很旧了。背后是那幅他最爱的油画《清贫的牡丹》。他喊阿姨给我泡杯咖啡，说他也要。阿姨咕哝，今天喝的第二杯了。我一看是速溶的，说，年轻人都喝手冲，至少是胶囊的，您喝一辈子咖啡，这么不讲究？他笑：有得喝，不错了。

茶几上，放着一张明信片，就是那帧画。我读出上面的话：我愿做一株清贫的牡丹——王振义。他淡淡地说：我想我做到了。

画家曾问他，您的牡丹想要什么颜色？粉红、朱紫？他毫不犹豫：白色。

唯有牡丹真国色。配得上一个有香气的灵魂。

一场秋雨一阵凉，热浪从申城退场了。2024年9月25日，一年中第12次去拜望王振义院士。拿了一束花送他：王老师，再过两个月，您一百周岁了。他笑，现在，我是99.9岁。

我说，您“封神”了！他笑，哪里神了？倒是国家把这样重要的奖，给我这个普通医生，很神。

这个月，王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根据主席令，全国仅四人获此殊荣。

他在国内外获奖无数，但放弃了大部分奖金——那足够买几套上海的好房子，他也放弃了血液学著作稿费，放弃了“神药”专利，只为了奖励后学，为了让同行买得起书，为了让白血病人吃得起药。所以，在生活了100年的上海，他上无片瓦——这间房，不是他的：“瑞金医院为我租的，以后要还。”

家里的一切，都朴素得像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从不缺鲜花，花影浮动，花香氤氲。他爱花出了名儿。小男孩时，他就蹲在花园凝视：它们为什么有这么多颜色？

他捞起手机，挪动手指，从“收藏”里找出俄罗斯小提琴家马克西姆·文格洛夫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他酷爱的第三乐章，辉煌而又轻松，那淳朴的色彩和充沛的活力，让窗外的雨丝都沾染上欢乐和热情。他陶醉地笑，我是学过小提琴的哟！

1

在小小卢家湾，百年行行复行行

蜿蜒万里的扬子江，浩荡冲向大洋，吞吐出襟江带海、勾连全球的上海。一百多年来，这座城市给了很多人蔚然成家的机缘。

比如王振义。

他的童年，在那些恢宏错落的记忆碎浪里，沉沉浮浮，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

“小时候，在鸭蛋形的餐桌旁，我爸爸每周都要考校8个孩子的功课，好的表扬，不好就要惩诫——我是唯一没有被罚过的！”

王家5个儿子，凑成“仁义礼智信”。100岁的次子振义，像少年时一样聪明且谦和的细眉细眼里，泛起了“难般”的得色。

他的家族，是上海近现代发展的缩影。

爷爷王西星从事外贸，有“巨商”之名，曾在上世纪初，组织行商抵制美货，其振臂一呼登上了《申报》，“各具天良，莫徒贻外人之窃笑”；更与知交沈敦和，联手抵御时疫，捐建了红十字会。父亲王文龙供职保险公司，笃信教育救国，子女个个出色。王振义是一代名医，其余兄弟姐妹亦在电力、交通、金融等领域头角峥嵘，而今也在上海的五弟王振信，曾是上海隧道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上海隧道工程设计院院长，对上海地铁有开创之功……

他自己，从萨坡赛小学（今卢湾第一中心小学）的淘气包、震旦大学附中（向明中学前身）的跳级生到震旦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前身）的年级第一名，毕业时领誓“希波克拉底誓言”，从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管40多张床的住院医师，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从上海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从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到2024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法语几乎也是母语的他，活动半径基本都在卢家湾——上海市中心最优雅的区域之一。

在这里，他惊惧过革命义士在眼前遭遇冷枪、愤怒过日占时期在租界铁门外的难民哀号、感动于解放军进城的露宿街头，也在新中国喜滋滋娶回同住高安路的芳邻、校友，美丽的谢医生；更无数次穿梭于高安路老宅、瑞金二路的医院、重庆南路的医学院，从那个风一般的少年，到满腹问号的医者、循循善诱的师者、活人无数的白血病“神药”发明人……

他没有辜负在卢家湾生命里的每一天。

没有人比他更懂，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最盼望国家富强，百姓安稳，我能做一个好医生”。他的告白，终生不变。

2

“算了一下，我这辈子只做过四件事”

他是在金山、嘉定以及皖南，都做过“赤脚医生”的。聊起当年他用四味中药，医好了黄山脚下小村流行的痢疾，他还有孩子式的满足——谈及荣誉，他很淡然；说到治病，那份医者的成就感，浓烈得灼人。

“算了一下，我这个人，大约只做过四件事。”他当真掰起了手指头。

“第一件，是解放初，到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

当时为了渡海解放舟山群岛，战士们在太湖练兵，游泳、驾舟，没想到被湖汊滋生的血吸虫“盯”上了，严重影响战斗力。青年医生王振义挺身而出，妙手回春，立了三等功回来。

“第二件，是抗美援朝，我去了东北中朝边境，为志愿军治病。”

他遇到了“怪病”：一大群战士咳血、头痛，被诊断为肺结核并伴有结核性的脑膜炎，用药却不见效。他注意到，很多战士提及，经常在河汊、田垄里捕捞小鱼小虾，战事紧张，经常来不及烧熟就急急咽下。他恍然大悟，想起熟读的《实用内科学》相关描述，又到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果然，原来是肺吸虫病！没煮熟的小龙虾，体内有大量肺吸虫。对症下药，战士们豁然而愈，部队领导大喜过望，授予这位上海来的大个子医生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这是最凶险的一种血癌，几乎沾上就意味着死亡宣判。他的妻子谢医生是儿科大咖，为了手上一个罹患此病的女孩已无力回天而难过，王振义把精研了七八年的全反式维甲酸，用于临床，把“坏细胞”转化为“好细胞”，女孩起死回生。这样的奇迹一再发生，他的新药使95%的病人症状缓解。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让国际医学界刮目相看，把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颁给了他，评语中称他是“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的论文，成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具影响的86篇论文之一。

“第四件事，是‘开卷考试’，我来做年轻医生的‘拐杖’。”

这是他晚年自创的考试名目，所考全是“附加题”——血液科每周拿出一个真实疑难病例做课题，由年轻医生提出困惑，他提前上网查阅资料，深思熟虑，每周四到科室来给予回应，共同讨论。这一考，就是20年。年轻医生们临床科研工作太忙，他愿意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精选给他们，应用于临床。“开卷考试”的结晶，《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了三册。

说起治疗，他细眯的双眸中依然有光。

3

画好“抛物线”，让弟子们接力攀高

“小陈不容易，这一年在海医做了很多事。现在是海医的校长了。”这“小陈”，说的是海南医科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陈国强，也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他的门下，不只桃李芬芳，更有众多足以自立门户的栋梁。他有个“抛物线”理论，“你到了高峰，就意味着要走下坡路了，就要让贤，让更年轻的人才顶上去。这样抛物线才能不断向上——不是说等到你做不动了才让，那就有了起伏，很浪费”。他在血液学研究如日中天之际，把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让位给得意门生陈竺，陈竺将之带入“基因研究”新境界，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用这种人才观，托举他优秀的弟子们，陈竺、陈赛娟、陈国强，一代代攀向高处，成就国内科技界难得的“一门四院士”佳话。

聊天中，“为什么呢”，是他的口头禅，他会蹙着眉毛想想，自问自答。

“阅读，思考，很要紧。要始终会提问题。我的习惯，凡事一定要问为什么，永远不要放过任何问号。”

这话，听他说过N次了。这也是他对学生的期许。

想起刚读到的一则故事：罗素问剑桥哲学教授摩尔：“谁是你最好的学生？”摩尔答：“维特根斯坦——学生中，只有他听课时老是有一大堆问题。”

果然，他的预言成真。有人又问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哲学为什么落伍了？”维特根斯坦答：“因为他再也不问‘为什么’了。”

看来，追问“为什么”，是成就大师最重要的力量——没有之一。

告别时，我说下次再聊。他笑：你也是蛮奇怪的，一直要和这么老的一个人聊天，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和你聊过，都像充了电一样呀！

就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明亮、温暖、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