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闯“生命禁区”的新一代极地人

王焘

8次参加中国南极考察队，在南极考察站单次连续工作时长近500天，足迹遍布了中国每个南极考察站，包括中山站、昆仑站和新落成的秦岭站等，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考察站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焘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极地科考事业的飞速发展。

“极地考察，中国是后来者，但绝不是落后者。”作为新一代极地人的代表，王焘的故事是个人成长的历程，更是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正是在一代代极地科考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极地科考事业逐步迈向世界前列。

勇闯禁区

南极，被称为“生命禁区”。2009年1月，中国在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上建成了第三个科考实验基地——昆仑站。这里位于南极冰盖的最高点DOME-A点，年平均温度低至零下56摄氏度，空气稀薄、气压极低，被称作“人类不可接近之极”，这里也成为王焘走向世界最寒冷地方的“第一站”。

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在华东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就读的王焘看到极地中心的招聘启事。“这块神秘的土地激发了我的强烈好奇心，我投了简历，2011年7月大学毕业后，顺利入职极地中心。更没想到当年11月我就参加了中国第28次南极考察队，前往昆仑站执行考察任务。”

在极地科考，常常意味着每天10小时以上的重型雪地车驾驶。车辆的任何故障都可能带来致命风险，作为机械专业出身的王焘，常常要在极端低温下修车。他回忆道：“修车时必须使用精细工具，不能戴厚手套。这意味着手指可能会被冻伤，但为了不耽误任务进度，根本顾不上这些，最长一次的维修时间甚至长达十几个小时。”

作为当时队伍中最年轻的队员，王焘首战告捷，经受住了极度严寒、极度缺氧等严酷自然条件和高风险、高难度工作的多重考验，圆满完成了任务，获得了“优秀南极考察队员”的荣誉称号。

无悔坚守

极地考察队的队员们，不仅要面临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更严峻的是来自心理层面的考验。长达数月的极夜，容易让人产生巨大的压抑感和孤独感。“每次去南极前我们都要进行心理评估，大家多数的担忧都来自家庭。”2017年11月，王焘前往南极科考时，儿子只有5个月大，等他再次回家时，儿子已快两岁了。在漫长的南极科考期间，他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视频与家人保持联系，缓解思念之情，“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但作为专业人士，必须要能控制好自己情绪，不能影响到工作”。许多队员在南极考察期间错过了亲人生病、孩子出生等重大时刻，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地选择坚守。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每一位南极科考队员的心中。王焘说：“我们现在还能通过视频和外界交流，老一辈条件更加艰苦。但老队员们从不把自己的经历当作夸耀的资本，而是用实际行动感染着每一名新队员。他们那种对国家炽热的感情和无怨无悔的付出，让年轻的科考队员们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激励着他们在极地考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历史跨越

王焘所在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见证了中国极地科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进程。自从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南极考察队以来，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一步一步走向世界舞台的前列。

昆仑站的建成，是中国极地科考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世界第六座南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不仅象征着中国南极科考从沿海向内陆扩展的历史性跨越，更为中国科学家在南极冰盖最高点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王焘作为昆仑站副站长，参与了昆仑站的二期建设和科研保障工作，见证了这一伟大成就。“虽然我国极地研究起步比一些国家晚，但已进入发展快车道。未来，我们还要不断提升考察站条件，尽量使用清洁能源保护南极，‘去了南极，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能留下’是我们的目标。相信随着更多科学家参与南极的科学考察，我国的南极科研水平将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