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稀塌饼

姚志康

翻开台历，10月16日那一页，赫然标注“世界粮食日”。咂摸着“粮食”，往事在目。

1960年，我八周岁，正是“饭榔头”（沪语指长身体能吃饭的孩子）年岁。我家本已有三男二女五个孩子，紧要关口，母亲又诞下一对双胞胎弟弟。当时国内所有主副食品、日用品全部计划供应，也就是凭票、凭证供应。粮食供应是有定量标准的，小学生月供25斤，成年人30斤，特殊工种（体力劳动者、运动员等）有32斤、35斤、40斤，最高45斤（码头搬运工）。孩子多，做父母的不能偏心。遇上吃面食，母亲做的羌饼竟然是给每个孩子按粮食定量切块上秤称。我当时月定量25斤，每天口粮是8两3钱，分配到三餐是早饭2两，中、晚饭各3两。奶奶见我不够吃，就悄悄塞给我她省下来的半块饼。上海人家本不擅长做面食，但因为大米供应不足，所以搭配面粉供应。为此，家里添了一只平底锅，专门用来做饼。

上海市区粮店把每月26日定为购买下个月粮食的起始日，在市民要求下部分实行提前一天供应。母亲千算万算，却总是在24日那天甏（米坛子）底朝天。一天，母亲下班回家，脸带笑容，一头扎进厨房。我悄悄跟进，只见母亲从一个布口袋里倒出小半袋豆稀（上海人把豆渣称之为“豆稀”）。“姆妈，豆稀能吃？”我发问。“能吃，去玩吧。”母亲支开我。我却是不断进厨房探视。只见母亲在豆稀里抓了几把面粉，切了一把葱花撒入，又抓了一把碾碎的猪油渣搅拌进去，还放了些许盐和味精。平底锅上刷了几下菜籽油，把拍成形的塌饼一块一块放入锅中，不断旋转，让火头不至于集中在锅中心。这一面煎过，翻过来煎另一面。夹杂着豆腥味的香味飘散起来，让我直咽口水。母亲抄起一块煎得焦黄的塌饼让我先尝。因为面粉比例太低，缺乏黏合度，塌饼外圆满是豁口。我咔嗤一口咬下去，只觉得一股略带咸味的豆稀味充满口腔，再细嚼，豆腥味泛起。那天晚上，全家喝着稀粥，嚼着豆稀塌饼，解决了一顿晚饭。

据母亲说，豆稀也是紧俏物资，是豆制品厂有父亲朋友帮忙。一晃六十多年逝去，一想起豆稀塌饼，那股豆腥味立马在我味蕾中涌现。

因为饿过肚子，我这一辈子都不敢糟蹋粮食。“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笨想，除了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发展自己的种业外，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应该刻在每个人的心中。